南京大屠杀问题的本质是日本军队对中国民众进行的惨无人道的伤害，包括对妇女的性暴力、对放下武器的俘虏的集体屠杀、对城市建筑与居民房屋的破坏等。从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重要的是总结这一历史教训，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本来，对南京大屠杀问题的研究，无论从哪一角度进行论证，即使是对数字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都不能回避反省战争责任和总结历史教训的问题。事实上，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并没有纠缠于南京大屠杀被害人的具体的数量，精确到万位的判决书并没有影响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判断，也没有妨碍日本战后总结教训走上和平道路。问题是从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为了从根本上推翻日本应承担的战争责任，企图首先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由于他们无法从性质上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便开始从数量问题上寻找所谓的“缺口”，制造所谓“数字不可靠而屠杀不存在”的荒唐逻辑；企图将性质确认或价值判断层面的是非原则问题转换为数量统计层面的所谓实证研究问题。可见，以强调实证研究的名义对数字提出怀疑，其实是右翼与保守派学者设置的陷阱。(65)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并没有识破上述政治陷阱，就数量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基本上是毫无建设性意义的争论。实证研究固然重要，但把实证研究及其精确度的重要性提到不恰当的位置，只见树木而看不见森林，就会出现片面描写事件的情节而看不到历史趋向的结果，实际是落入了右翼与保守势力设置的陷阱，这是值得警惕的。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的必然性决定着历史发展的前途和基本方向，而历史的偶然性则具有加速或延缓历史发展的作用。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历史科学最根本的任务之一。一方面，历史必然性不能抽象地存在，必须具体表现为偶然的事件，偶然性是体现必然性的唯一现实的方式。另一方面，反映历史必然性的内在主要矛盾借助事件的偶然性展开，各种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各个方向的合力成为历史的必然性。否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规律性，就会把历史看成是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循的偶然事件的集合。当然，也不能机械地理解历史必然性，即将一切社会现象都当做必然的。历史必然性理论并非预成论，把一切现存都看做必然的产物，是一种机械决定论的看法。
    综上所述，反映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构成了中日两国间对话的困难与复杂，中日关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上述三层面问题的影响。三层面的问题虽然并非完全重合，但也并非单独孤立的存在，而是像三个呈三角排列的相交的圆形一样，复杂地交错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区域。政治家关于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影响民众的感情，为学术研究制造障碍；民众基于感情色彩较浓的历史记忆反过来或被政治家利用，或给学术研究以影响。而表现在思维逻辑与研究方法上的学术研究层面的问题，或被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从政治层面利用以混淆黑白，或给民众的感情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当然后者也会影响前者。
    不过，由于学术研究层面的问题首先需要在中日两国历史学者之间对话，如果学者能够科学地研究中日历史问题的具体问题，从学术研究的高度为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对话提供准确客观的历史依据，同时厘清产生历史认识分歧与争论的不同层面，对于促进在不同层面建立对话的话语体系是有积极意义的。就历史问题进行深入有成效的对话，是摆在中日两国历史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这里所说的中日历史问题，指存在于中日两国间就近代历史认识领域的问题，而不包括与历史有关，至今仍悬而未决或正在解决的中日关系中的现实问题，如处理遗弃化学武器问题，钓鱼岛、东海油气田等领土资源问题。
    ②安倍首相针对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2007年1月举行的关于慰安妇问题听证会上的证词，公开表示“没有关于强征的证词、证据”，“没有官宪闯入民家将人强行带走这种狭义强制性的证明”。他还在国会发表讲话，称即便美国国会通过关于慰安妇的决议，日本也不会就此再次道歉。但是在他4月访问美国时，又放低姿态再度就慰安妇问题表示抱歉，并且认为美国媒体没有正确反映他的说法。于是，美国众议院(2007年7月30日)、荷兰众议院(2007年11月8日)、加拿大众议院(2007年11月28日)、欧洲议会(2007年12月13日)以及日本的宝塚市、清濑市和札幌市的议会等，都通过要求日本政府对强制慰安妇问题进行正式反省和道歉的决议。
    ③《产经新闻》2008年11月。
    ④竹内実編：《中日邦交正常化文献集》，日本蒼蒼社刊2005年版，第440-441頁。
    ⑤《朝日新闻》1993年8月20日。
    ⑥杉本信行：《大地的咆哮》，日本PHP研究所2006年版，第328-3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