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本多先生之后，有更多的日本进步人士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民众对侵略战争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促进了日本民众与中国民众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交流与达成共识的条件。曾任广岛市市长的平冈敬先生在原子弹爆炸展览受美国抵制而未能举办后也思考了这样的问题：“作为日本人，我们在谈到原爆的威胁，谈到被害的残酷性的时候，往往会听到这样的批评：‘你们站在广岛长崎的被害者的立场讲话，把日本作为被害者，是不是要回避和掩盖战争中日本军队犯下的累累的残暴罪行呢？’所以，我们一旦说到‘广岛’，美国人立即就反映出‘珍珠港’。特别是亚洲各国的人们也都认为‘日本不是被害者，而是加害者’。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对战争责任的问题并没有从正面认识，不仅如此，广岛关于自己在战争中受到原爆原因的研究也很滞后。我们必须正视过去的历史，对日本军队的殖民地统治和日本军队的残暴的罪行进行反省，进行谢罪。”(50)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局面结束后，伴随日本国内市民运动的高涨，追究侵略战争责任的活动也相当活跃。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在叙述战争中日本战争责任的问题上，整体出现了“改善”的趋势，积极思考日本加害责任的社会团体越来越多；理解战争被害国民众的体验，甚至支持他们的赔偿诉讼要求的市民团体陆续建立。所以也有人认为：90年代中期表现在政治层面的保守势力鼓吹历史修正主义的风潮，其实是出于对上述民众历史认识觉悟的紧张与对抗。
    不过，随着体验过战争的老一代的逐渐逝去，中日两国的民众都需要共同面对新的问题的挑战，那就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关于战争历史记忆的逐渐淡化。对于完全没有战争经历的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人，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所谓的战争记忆都有“空洞化”与“抽象化”的倾向。
    明治大学教授山田朗先生曾经从1999年起连续5年对自己所在大学的学生的历史认识进行调查。他发现在接受了中学与高中的历史教育后的一般的大学生中，71％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对中国的侵略，而78％认为“卢沟桥事变”开始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51)2006年，日本《读卖新闻》的调查也证实：认为日本对中国战争是侵略战争的比率为68.1％(52)。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结果。但如果考虑到上述“空洞化”与“抽象化”的问题，上述数字反映真实历史认识的程度还是有限的。对上述统计数据进行综合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对中日战争持“侵略战争”认识的比例是逐年降低的，同时还存在许多模糊甚至相反的认识。特别是继续对这些调查数据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还会发现：在回答“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侵略”的人中间，真正了解战争的历史，具有明确的反省意识的比例，在初中学生中占13.9％，在高中生中占17％，在大学生中也只有28.3％，可见比例还是相当低。(53)这一情况是关于战争历史的了解越来越淡化的反映，也对解决中日两国民众层面的历史认识的相互理解提出了新的挑战。
    关于这一情况，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先生不无忧虑地说：“我作为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之一，一直把解决日本的战后责任问题，看作是一个大好时机。这是因为如能做到认真对待受害者的追究，把在半个世纪前就应该承担的责任承担起来的话，就可以重新恢复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失去的邻邦的信赖关系。才能以此为出发点，使日本同永久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人们成为睦邻，在东亚和平共处。正是这些想法一直驱使着我要在战争责任、战后责任问题上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然而，遗憾的是纵观日本社会这十年来的动向，情况并没有按照我的愿望发展。”(54)所以他向日本的年轻一代大声疾呼，应正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当人们了解了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种种努力后，还是应当思索如何在感情层面与日本民众对话的问题。其实，日本民众关于战争被害与加害重层性的认识毕竟表明了民主主义与和平运动的发展与成熟，对于促进与中国民众的相互理解也是积极努力的，这一情况为我们思考解决民众感情层面的历史问题提供了条件。解决融入感情因素的民众层面的历史认识的差异，与在政治判断层面坚持原则的斗争方式不同，主要的方式应是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
    三、必然性与偶然性--学术层面的思维逻辑与研究方法
    与政治判断层面和民众感情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相关联但又独立存在的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在对前述两个层面的问题进行相对的剥离后，学术层面的问题便比较清晰地显露出来。在学术层面，中日历史问题主要表现在思维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
    第一，学术研究领域中关于两国间发生战争原因的思维逻辑。
    中国的多数学者倾向于从东亚近代国际关系演变的视野中分析观察中日战争的宏观原因。1889年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上即提出日本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55)而在1893年提出“军备意见书”后，就确立了向外扩张的政策基石。1927年，在日本政府讨论对华政策的“东方会议”上，以“满蒙”为日本国防和经济上的生命线的思想则更加明确起来。主导这次会议的外务次官森恪总结说：“……满洲的主权属于支那，但是，它不仅为支那所有，日本也拥有参与的权利。因为满洲是国防的最前线，所以日本要进行保卫”。(56)因为日本早已将“满蒙地区”划在其利益线之内，所以关东军及军部分别拟订了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计划：如1930年到1931年，关东军参谋部就“占领满蒙地区的文件”进行研究；1931年4月陆军参谋本部提出《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同年6月11日，在陆相南次郎的同意下，陆军省、参谋本部秘密组成以建川美次为首的“五课长会”，研讨上述情势判断的对策，并制订《解决满蒙问题的方策大纲》等。而“九一八事变”后，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日本不仅在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而且为了“保卫”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自然”地越过长城一线，实施“华北分离”措施，导致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进而将战火燃烧到中国大部分地区，直到1945年战败。于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述日本向中国和亚洲扩张的过程被归纳为“东北-华北-中国-世界”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