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作家林房雄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认为：日本自19世纪中期开国以来的所有的战争，即包括幕府末期的“萨英战争”、“下关战争”，明治维新时期与英法的“谋略战”、征韩论，以及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吞并朝鲜、1931年开始到1937年扩大的对中国的战争、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等，都是日本“率领亚洲对英美列强的抵抗”，是在亚洲许多国家对英美几乎没有能力抵抗而成为其殖民地的情况下，由日本单独举起抵抗欧美旗帜所进行的“东亚百年战争”；而与同时发生的日本对亚洲的“进出”，其目的是为了东亚的解放，而不是对亚洲的政治支配与经济掠夺，所以是“解放亚洲的战争”。⑩很明显，“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把日本的近代历史完全定位在对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正当性上，完全抛开了亚洲各国的历史体验，当然也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公论，仍然是战争期间为动员民众和使侵略战争正当化而制造出来的欺骗性理论。冷战状态下提出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使从未从根本上反省战争责任的政治势力得到了思想能量的补充，也得到了基于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日本政治家的呼应。
    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政治家头脑发热，认为到了重塑“值得夸耀”的日本“国际形象”的时代，而认为战后对日本的审判是阻碍“日本人自信和自豪”的沉重包袱，因此对东京审判提出批判，制造出所谓“东京审判史观”的概念。(11)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历史教科书中取代“侵略”概念的问题，发生了首相带领内阁大臣“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刺激战争被害国民众的感情，使政治层面的历史认识问题国际化。(12)尽管当时发表谬论的一些政治家有的提出了辞职，(13)日本政府也就教科书问题提出了在今后教科书审查的时候要考虑近邻国家国民感情的“近邻诸国条项”，(14)并且表示停止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参拜，(15)但是，关于战争侵略性质的判断，越来越严厉地检验着日本政治家的立场。
    如何正确评价东京审判的意义，对许多日本人来说确实是充满矛盾的难题。虽然从实证与法律的角度，东京审判留下了诸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东京审判，战后的日本就不可能顺利地回归国际社会，更不可能走上至今仍感十分自豪的和平道路。所以有许多人认为：从推动日本战后走上和平道路的角度，东京审判确实是难得的精神武器。(16)
    1993年，持续了近四十年的“五五体制”被打破。急于恢复旧局面的日本社会上的右翼与保守势力便借新任首相细川护熙关于“侵略战争”的表态掀起轩然大波，鼓动各地议会通过反对决议。不久，这一波澜就与反对在1995年通过国会的“不战决议”及村山首相的上述谈话的运动结合起来。
    当时，日本社会就如何应对战后50周年产生了激烈的讨论，而由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17)十分活跃。他们首先发表声明，对细川首相提出批评，认为“细川首相关于侵略战争的发言和关于战争责任的谢罪是以反省战争的名义宣扬‘自虐史观’，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在公正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18)。接着，该委员会邀请一批学者撰写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进行全面的翻案，强调那场战争是日本把亚洲从欧美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否认战争中日本军队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痛苦与灾难，声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从军慰安妇”是商业性质，等等。
    保守派议员及其发行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在日本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在日本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保守组织“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受到鼓动，组织了纵贯全日本的“大串联”，在各地举行集会、放映电影、开办展览、征集500万人的签名，宣传“大东亚战争的真实”，阻止国会通过“不战决议”。“保卫日本国民会议”议长黛敏郎在该组织发行的宣传册上发表文章，提出：导致“支那战争”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的学生为挑起反日情绪而制造的事件”。(19)
    在这一形势下，靖国神社也发表声明，表示对“在接近战后50周年的时候，追究我国的战争责任的活动日趋增加”的局面表示忧虑，提出“必须阻止建立在错误的历史观基础上的反省与谢罪的国会决议”。靖国神社拟定了反对谢罪的请愿书，广泛动员日本的遗族签名呈递给国会。(20)
    一些日本政治家就历史问题发表言论，明确否认了侵略战争的责任。
    曾任法务大臣的永野茂门认为：迄今为止关于侵略战争的定义是错误的：“日本所说的大东亚战争，是以侵略为目的吗？”“所谓的南京事件是捏造的。……日本没有将那里作为日本的领土，没有占领那里。”(21)
    曾任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激烈批评日本的媒体迎合中国与韩国的观点，强调说：“作为日本人就要肯定大东亚战争”；而且称“我们的战争是以人种平等为目标，改变了白人优越的状态，在满洲还实现了五族协和。虽然日本不幸失败，但是亚洲独立了，而且波及非洲。所以我们坚决不能同意把我们的前辈作为罪人看待的决议”。(22)
    这些政治家的言论证明：虽然战争已经结束50年，但坚持战争时期的历史观的人仍然存在。日本的政治家之所以在战争历史的认识上出现这样的状况，正如有人指出的：与欧洲不同，日本那些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的人并没有受到彻底的清洗，其中一些人还融入了政坛，甚至摇身一变成为日本新的主流阶层。这些人对自己参与的侵略战争并没有明确的反省意识，在有机会的时候依然会竭力宣扬军国主义的战争观。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在反省战争走和平道路方面进行了相当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始终存在右翼与保守势力否认侵略战争的责任，坚持战争时期历史认识的言行，使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严重受到损害。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尽管日本首相屡次进行深刻道歉，但亚洲各国对日本的所谓‘误解’总是不能消除，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右翼政治家们的言行。”(23)这就是所谓的“零和博弈”的现象。不过，也正是“零和博弈”现象提醒人们：不能因为存在保守与右派政治家的言论而完全否认日本战后的思考与反省，当然也不能认为反省战争责任的政治判断任务已经完全结束。对于亚洲及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来说，今后的任务是同日本社会的和平力量一起，共同抵制保守与右派政治家关于战争责任的错误的政治判断。这是中日历史问题在政治层面始终需要面对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