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各地曾受到过空袭的城市相继建立记忆“大空袭”历史的组织，开展了许多活动。据统计，从事记忆空袭历史的人们平均年龄73岁，他们有感于发生在伊拉克等地的战争、空袭，特别是受到日本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修改宪法、国民保护法的具体化等刺激，出于“不能使战争与空袭再度发生”的动机而进行这一活动。从人道主义的立场看，这种记忆历史的活动当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意义。
    但是，中国民众关于空袭的历史记忆却是与日本军队的加害责任有直接关系的。在战后进行的关于中国国民在战争中遭受空袭而伤亡损失的统计中，死亡为33.6万人，受伤42.6万人。(38)另外，根据1944年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航空总监部使用统计调查方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初步调查，在大后方的各都市被害人数是：死亡94,522人，负伤114,506人(不包括在战场及其周围的伤害)。在这些空袭中，对于中国国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日军飞机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对重庆的大空袭；其中仅1941年6月5日的一次空袭，就造成了数千人(确切数字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死亡，被称为“六五隧道大惨案”。至今，重庆的市民仍然在为纪念空袭的遇难者而进行各种活动。
    也就是说，作为发动了侵略战争的国家的国民，日本人一方面受到空袭的伤害，同时也承担了战争加害者的角色，认识战争被害与战争加害的重层性，是建立正确历史认识的基础；而如果缺少加害者意识，忽视中国国民的历史感觉，难免会被认为是对战争责任缺乏反省意识，难以形成共同受害的战争历史记忆。
    东京大学教授大沼保昭先生对同样追求和平目标的中日两国民众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而产生历史认识差异，难以达成关于战争历史的共同记忆的原因进行了反思，指出：日本人从战争受害出发的关于和平的思考虽然并非有意识地忽视对其他民族的战争责任，但是被局限在“本国内部的狭隘的视野”中，(39)不可能了解同一历史过程对于战争被害国国民的体验是什么样的情况，因此也难以得到其他民族的理解。这说明：与上述政治家有意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情况有根本的区别，日本民众层面关于战争加害意识缺失的主要原因除了基于自身的战争体验外，主要是“视野的狭隘”，而原因则是战前日本政府对媒体的严格控制和巧妙利用。
    战前日本政府对媒体的控制确实十分严格，其对媒体的利用也煞费苦心。如“九一八事变”前，多数日本报纸还能够提倡裁军，甚至对军部提出批评。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和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各主要报纸向战场派出的大量特派员，报道战争形势的同时竭力颂扬军队的行动(40)。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建立内阁情报部，根据军事机密保护法强化对媒体的管理，到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颁布，各媒体事实上成为政府、军部的下属组织。随着国内法西斯性质的大政翼赞体制的建立，1940年成立的情报局更对日本全国的报道宣传实行了一元化的新闻统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媒体必须全面支持和拥护战争。著名的反战思想家桐生悠悠编辑的刊物《他山之石》在1941年9月被禁止后，日本媒体界中连与军部“孤军奋战”和“恶战苦斗”的声音也完全消失了。(41)正如有学者描述的：从那以后，“国民每天看到的都是所谓‘胜利了’、‘胜利了’的报道，丝毫不知道事实的真相。一旦知道了真相的时候，却已经是悲惨的失败了”。(42)参加了侵略战争的一些日本军人也证明：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后，强化了陆海军对报纸进行的检查，也强化了宪兵对言论文章的检查和取缔。政府成立内阁情报部，压制国民言论与思想自由。(43)在这样的情况下，报道战争中中国民众的战争受害当然就更不被允许。民众得不到关于战争过程的真相，特别是不了解中国民众的受害即日本军队的加害实情是可以想象的。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的战后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当然存在着先天的不足。此外，这种情况与战后审判与处理的不彻底也有很大关系。“大多数的日本国民对于由盟国主导的东京审判及其他的战犯审判，基本上是持一种旁观的态度。由于只让被审判的少数人背负罪责，人们几乎没有思考自己参加十五年战争的问题”。(44)
    另一方面，大多数日本民众在作为局外人经历了东京审判后，渐渐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只是军部的欺骗宣传的牺牲品，而淡化了对自己参与战争的反思。在批评了军部和东条英机后，许多人便觉得自己的良心得到了解脱，心安理得地作为受害者来认识那场战争了。战后，这种战争受害者的意识在日本普遍存在，而且有相当大的社会基础。如战后不久就建立的著名的反战组织--悼念日本阵亡学生的组织“海神会”强烈批判日本政府使民众遭受原子弹爆炸与空袭，承受战争中的饥寒交迫，反映了强烈的厌战情绪，但都是从被害的立场进行的，没有对那一战争的赎罪意识。(45)
    缺乏加害意识，成为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感迟钝的社会原因，也是难以同中国的民众在感情上得到真正沟通的原因。(46)但是也要看到，战后的日本和平运动对这一问题是有所自觉的。
    日本的和平运动对战争加害责任的自觉开始于60年代后期，即大规模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时期。那时，和平力量在组织反战运动的同时，逐渐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不仅是日本人，而且还有包括朝鲜人在内的亚洲各国的民众，甚至还有成为俘虏的美国士兵；二是导致原子弹爆炸的原因是日本的战争责任。(47)从这一时刻起，一些经历过战争而有觉悟的日本人开始从单纯记忆自己战争受害的意识中跳出来，克服一国和平主义的狭隘的视野，与亚洲邻国的民众一起思考战争责任与和平问题。(48)应当说这是日本民众战争责任认识的重大的飞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让日本人了解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加害事实。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先生来中国考察后发表的《中国之旅》是从加害立场进行思考的典型，迄今为止，这本书已经再版20余次。本多胜一先生曾表述了到中国进行考察的理由：一，在一般的日本人看来，战争中数以千百万的中国人牺牲的事实似乎是虚构的，至多也只有抽象的认识，而没有任何感性的知识，结果导致日本国内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活动的泛滥；二，最近，在日本进行了记录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的被害，记录东京大空袭被害的活动，但是关于亚洲国家人民的被害的记录却没有；三，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日本军国主义”不是抽象的概念或数字，而是自己的亲人被杀害、住房被烧毁的具体的历史记忆。而日本人如果不了解中国人的具体的历史记忆，就不会理解中国为什么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抱有极大的警惕心。(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