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前身为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西夏文文献来自于被蒙古人称为哈拉浩特的“死城”，汉语称之为黑水城，西夏人称作额济纳。黑水城遗址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大约40公里处。
    当俄国探险家们游经内蒙古戈壁滩以南阿拉善以北地区的时候，常常听到有关沙湮“死城”的传说。1886年，波塔宁(Г.Н.Потанин)探险队曾经沿额济纳河顺流而下，穿越黑水城。波塔宁没有从当地卫拉特人和土尔扈特人那里得到黑水城的确切位置，唯闻有人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古城遗址中挖掘出了各种物品，甚至银器，并获悉那里没有水，只有沙石。
    关于“死城”的消息传至沙俄皇家地理学会，引起大家的兴趣。著名旅行家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获此消息兴奋异常，后来他回忆道：当时他在梦境中看到了掩埋在流沙中的神秘黑水城。他好不容易才设法获得许可和资金，于1907-1909年组建了蒙古-四川探险队。“死城”便是他在沙俄皇家地理学会支持下从事探险活动的目标之一。
    1907年5月，当科兹洛夫正在为“死城”探险作准备时，布里雅特哥萨克人巴特玛扎波夫(Ц.Г.Бадмажапов)找到了“死城”城址。巴特玛扎波夫曾参与过科兹洛夫的探险队，当时作为俄罗斯贸易代表团的成员，在中国甘肃工作，受遣而前往戈壁南部边缘地区，向蒙古贵族收账。他会不会是从蒙古人那里得悉“死城”之方位呢？于史无证，不得而知，而巴特玛扎波夫提交地理学会的报告书中也不曾提及。但是，巴特玛扎波夫意识到他所发现的正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死城”。我们没有书面材料证实地理学会决定隐瞒巴特玛扎波夫的报告甚至不予公布“死城”照片之事。不过可以断定，当科兹洛夫于1907年底离开恰克图越过俄罗斯和大清国的边界时，就知道了“死城”被找到的消息。他与巴特玛扎波夫在乌兰巴托(Urga)的会见就是间接的证明。他们此次会谈的主题不得而知，但巴特玛扎波夫随后协同考察，并安排当地蒙古人与役其事，开始了对黑水城遗址的考察。[1]
    俄历1908年3月19日(公元1908年4月1日)，探险队抵达了黑水城。科兹洛夫在他的日记中深情地写道：“我们的激情在黑水城到了顶点，越过沙漠我们首先看到佛塔堡垒似的尖顶……然后是古城墙的一角。在紧张地度过了另外半小时后，我们翻过沙丘，来到了西边的石头平地，在这里，古城的全景便近距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以它的财富强烈地吸引着我们……”[2]26至此，通过俄国科学家们的努力，黑水城被发现了。
    这的确是20世纪初最有意义的科学发现之一！
    俄国探险家终于梦想成真：科兹洛夫漫步在黑水城--这座淹没在戈壁沙漠被誉为“亚洲庞贝城”的古城街道上。一些建筑物几乎被埋在了地下，而另一些却依然挺立。人们曾在这里居住、工作、祈祷，经历痛苦，享受快乐，而今，这里却渺无人烟，甚至连城市的名字也被遗忘。哈拉浩特的意思是“黑色的城”，而不是城市的名字。
    这座坚固的城池为380米×450米的矩形，其长边为东西走向，就像中国的许多城堡一样。土坯城墙高达6米～8米，墙基厚4米～6米。城内被划分为有规则的几个区域，东西城墙各有城门，但城门并不对称。两条主要街道之侧是小土屋，以茅草和硬黏土覆盖屋顶。有使用武器而留下的痕迹，但不多，与之相反，佛塔、寺庙及墓地随处可见。科兹洛夫决定住在古城中--在一座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寺庙废墟里安营扎寨。随后，挖掘工作开始，这一工作使这位俄罗斯地理学家声名远扬。
    科兹洛夫首先在城堡西南角佛塔内发现了一批刊本和手抄本文献，该佛塔用“A塔”标示。在蒙古王公与圣彼得堡公正友好的协作下，第一批发掘文物被运到俄国地理学会。其中附函一封，要求收件人携带这批文物面晤奥登堡(С.Ф.Ольденбург)院士和波波夫(П.С.Попов)教授，令其知晓。
    俄历1908年10月15日(公元1908年10月28日)，奥登堡、汉学家伊凤阁(А.И.Иванов)以及蒙古学家科特维奇(В.Л.Котвич)三人撰写了黑水城出土文物报告。他们盛赞科兹洛夫的发现，断定黑水城属于西夏王国，并指出从该城出土的写本除一些用汉文书写外，“还用一种未知的语言书写--至少无人能读这种语言，尽管文字字形早已为人所知”[2]31。
    为了进一步的研究，科兹洛夫奉命返回黑水城，途次西藏东北部的贵德，在那里度过了冬季，于1909年5月抵达黑水城。随后，再次挖掘城墙，却一无所获。于是便决定发掘距西城墙约400米处的一座佛塔，从中发掘出大量的佛像和文献。科兹洛夫在日记里写道：“佛塔的屋顶坍塌可能压倒了佛像，或者这些佛像原先就同书籍、手卷和画像置于一起。”[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