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方学研究所因战争而疏散的全体员工都相继返回，龙果夫继续从事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和编目工作，挑选有标题和比较完整的材料进行汇编，尤其是《般若经》，他几乎查阅了所有的相关文献，有些文献甚至查阅了两次。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名杰出的语言学家，龙果夫没有钻研这些文献--至少没有迹象表明他做过这方面的工作。1950年，东方学研究所迁往莫斯科，在列宁格勒留下其分所。龙果夫随研究所的其他成员一起到了首都，1955年在那里仙逝。
    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戈尔芭切娃(З.И.Горбачевщй)担负起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和编目工作，并发表了数篇关于聂历山及档案整理方面的论文。当时分所决定吸纳年轻的东方学学者从事西夏文文献的研究。1954年，分所得到招收两名西夏学研究生的许可。佐格拉芙(И.Т.Зограф)(精通汉语)和什考利亚(С.А.Щколяр)(研究西夏)前来应考。她们都通过了考试，但是位于莫斯科的研究所却招入了他们自己的候选人。佐格拉芙为了能进入研究所而再一次开始准备，1954年、1955年之交的冬天，她提前通过了必要的学位考试。什考利亚则决定不再参加研究生考试。1955年春天，列宁格勒大学东方语系推荐本年度毕业生中的四位学子继续攻读西夏学硕士学位。克恰诺夫(E.И.Кычанов)就是其中的幸运儿。1959年底，他奉命去完成西夏文文献的编目工作，到1962年末，他完成了这项工作；基于此，1963年，在康拉德(И.И.Конрад)(1891-1970)院士的支持与赞助下，第一个西夏文文献总目--《西夏文写本及木刻本--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西夏文已考订写本及刊本目录(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ксилографы.Список отождествленных и орпеделенных тангутских русописей иксилографов коллелции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АН СССР)》出版了，作为编纂者的戈尔芭切娃和克恰诺夫，也获得盛誉。
    在该目录的前言中，康拉德院士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他将之与1960年出版的聂历山撰两卷本《西夏文献学(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相提并论：“我们第一研究阶段的成果，旨在创造重要的条件，使新加入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目录的刊布将有助于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即西夏学作为东方学研究新分支的发展。”[5]5
    1963年的目录仅列出了西夏文佛教文献。1999年，日本京都大学出版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①。除了那些字迹潦草、漫漶不清的社会经济文书外，书中几乎将所有的西夏文文献悉数介绍给了国际学术界。
    目前，东方写本研究所藏西夏文文献中，九成以上是写本或木刻本。木刻本印于11世纪晚期至12世纪，也有13世纪头25年间的印品。其中以西夏文居多，其次为汉文和藏文。一些书籍可确定是用活字版印制的，有的在跋中有所反映。西夏王国制造了不同种类的优质纸张，令人不解的是，这些优质纸张何以始终未能引起今天造纸厂的注意。印度墨水(这可能也很值得专家研究)，经历时间的考验，益发显示出其经久耐用的特性。由是以观，具有印刷业里程碑性质的西夏文印本，有待于专家深入的研究。
    西夏佛经的印制，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看，数量也是惊人的：西夏的历代皇帝动辄印经上万，甚至达二万册。刊印佛经被视作功德，用于私人馈赠或者公开订购，一般情况下都无偿布施给官员和普通百姓。
    从外观和形状看，西夏书籍的装帧以同时代的汉文书籍为蓝本，有写本双蝴蝶装②、蝴蝶装、卷轴装、折叠装和梵夹装。根据克恰诺夫与戈尔芭切娃合编的目录，西夏文文献可分为以下六类：
    1.西夏文原著。
    2.西夏文字典及语音表。
    3.历法和医学著作。
    4.律令及法律文书。
    5.汉文典籍夏译本。
    6.佛教典籍。其中既有汉文和藏文佛教典籍译本，也有西夏佛教徒自撰的著作。
    西夏文原著中，最有价值的当数《大诗》，刊刻题记称：“乾祐乙巳十六年(1185)刻字司刻本”。这部西夏文诗歌集几乎不能翻译也很难理解，书中记录了大量的神话和对同时代要事的映射。书中部分内容由克恰诺夫和克平(К.Ь.Кепинг，1937-2002)翻译，但准确性尚不能完全保证。③
    另一部有价值的文献是《新集锦合辞》，木刻本，刊印时间不详。该书是西夏谚语产生的例证。内容包括西夏原始谚语和一些从汉语借鉴的联句。中国出版了由陈炳应翻译的《新集锦合辞》，该版与克恰诺夫译本差异不大。克恰诺夫所译的俄文版也译成了中文④。
    西夏之语言学家们从汉语言中汲取了很多的养分，尤其是汉语辞典编撰学对他们影响至深，留给后人多种反映其母语的辞书，堪称无价之宝。上文曾述及的木刻本《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文汉文对照辞典，刊于1190年，西夏骨勒茂才编撰。如果没有这部辞书，那么，西夏文文字的解读还会推迟很长一段时间。该辞书已在中国[6]和中国台湾地区[7]出版，成为当今西夏文辞书研究的案头必备书。
    西夏文字典的破译是西夏文研究的前提，不仅有利于词汇量的扩展，还有助于从中找到例句以研读难以理解的段落甚至整个文本。应该指出的是，11世纪30年代初，夏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的西夏文音节书写规则，至1036年即已在全国推行，其书写规则在使用过程中经过小幅改进，至13世纪初基本确立。这就是当今研究者偶尔会遇到完全陌生西夏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