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兹洛夫俄历6月2日(公元6月15日)的日记中继续写道：“塔的上部已完全清出，四周摆放着黏土和木头制成的佛像，中央摆放着书籍和文卷。书有大有小，有的装订，有的套装，有的分册，有的成卷。”[2]35在佛塔中央的底部，有一根立柱，在它的四周摆放佛像，“面朝内部，好像僧侣们朝着面前垒放的那些数百份西夏写本祈祷”[2]35。
    俄历1909年6月7日(公元1909年6月20日)，发掘佛塔的工作结束。黑水城木版画及写本的发现与收藏，是1908年3月到5月，以及1909年6月开始的挖掘与考古工作之伟大成效。这些文献为西夏文、汉文、藏文和蒙古文，绝大多数为西夏文。1910年6月，科兹洛夫将收集品中的写本文献交给俄罗斯科学院亚洲研究所保存和研究，是为俄国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藏西夏文写本之由来。
    伊凤阁和科特维奇教授花费大量时间研究黑水城文献，仍不能完全解读它们。现存西夏文石刻有二，其一为凉州(今天甘肃省的武威)《感通塔碑》，其二为北京附近居庸关过街塔铭。伟烈(A.Wylie)、戴维理亚(J.G.Devéria)以及布谢尔(S.W.Bushell)曾试图进行解读。此外，在八国联军于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时，法国人发现了《妙法莲华经》，一位佚名中国译码员为之提供了与之对义或对音的西夏字。毛利瑟(G.Morisse)比较研究了一些汉文和西夏文写本后，识别出部分西夏字，于1904年发表[3]。至此，可以确定这未知的文字是西夏文，并且印证了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ым)于1833年出版的《西藏与青海史(История Тибета и Хухунора)》一书中有关夏国(982-1227)历史的记载。
    伊凤阁和科特维奇(具体不知道是他们两人中的何人、何时)在科兹洛夫的探险队带回的写本中发现了一本名为《番汉合时掌中珠》的书籍，木刻本，刊于1190年。这是一本编制精巧的西夏文和汉文双解字典。自左向右看，是汉文西夏文注音；自右向左看，则为西夏文汉字注音。这部书收字数千，它的发现为西夏文献的逐一解读开辟了道路。
    伊凤阁发表了许多关于西夏文文献的论文，其中包括一篇概述性论文《西夏文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исьма)》(1918年)。文中总结了他在西夏文文献方面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有关《同音》《文海》《杂字》方面的信息[4]。经过多年研究，伊凤阁编成《西夏文字典(Словарь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исьма)》，遗憾的是，从1919年到1922年，这部书稿一直被科学院出版社束之高阁，未予出版。1935年，伊凤阁致信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院士，写道：“遗憾的是聂历山(Н.А.Невский)不知道我的手稿，从1919年到1922年，一直放在科学院。我取回此稿时，就决定不再写什么了，带有收稿和退稿标记的手稿还在我处。”[2]78可见，词典书稿直到1937年夏，伊凤阁被捕时才毁于一旦。
    众所周知，伊凤阁和阿列克谢耶夫的不和是在伊凤阁对阿列克谢耶夫所著《司空图诗品(Стансы Сыкун Ту)》作出负面评价之后。20世纪20年代后期，阿列克谢耶夫在列宁格勒完全主导着汉学研究，而伊凤阁却在辞去中国外交工作后，未能继续从事西夏学研究，甚至不能回到列宁格勒。20世纪20年代末，龙果夫(А.А.Драгунов)从事了一段时间的西夏文文献整理工作，但聂历山从日本回到列宁格勒后，他也放弃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伊凤阁曾是聂历山的大学老师，曾指导聂历山在日本见习期间对平安文学的研究。1925年师徒在北京相遇，伊凤阁建议聂历山从事西夏学研究，聂历山接受之。阿列克谢耶夫也是聂历山的大学老师，曾帮助聂历山返回列宁格勒，全身心地投入西夏文文献之研究。在短短7年间，聂历山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出西夏文文献的详目，对亚洲博物馆来说，可谓滥觞之作，此前无人编写这样的目录。亚洲博物馆藏的西夏文文献大部分只是简单地按大小分类编号。聂历山停下手边一切活计，悉心投入目录编写工作，将佛教文献和非佛教文献进行了分类汇编。这项工作耗时而复杂，除自己的辛勤与天分外，还得益于他人的研究，如俄罗斯的伊凤阁和龙果夫，中国的罗福苌、罗福成兄弟，以及著有《西夏研究》的王静如，还有曾与聂历山携手工作过数年的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
    1935年3月20日，聂历山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了《西夏文文献及其收藏(Тангугская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Фонды)》的报告，第一次全面、公正地对科兹洛夫从黑水城带回的文献作了评述，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报告中，他还提出了今后西夏文文献研究的四项任务。在这方面，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决定听起来令人鼓舞：“苏联科学院选载的1935年3月21日东方学研究所会议纪要如下：……倾听了聂历山《西夏文文献及其收藏》的报告。决定：1.鉴于聂历山的深入研究对中亚研究极为重要，有必要要求科学院主席团将聂历山的西夏研究论文优先且及时地发表。2.很有必要将聂历山派往东方学研究所专门从事西夏文文献研究。”[2]110
    这是一个胜利，允许一位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最喜爱的工作当中。在东方学研究所全体会议上，聂历山被提名为科学院通讯院士。然而，不久后的结果却出人意外，而且极为不幸：他被投票否决了。1937年10月，聂历山被捕入狱。
    聂历山不仅是西夏学家，还是杰出的日本学家。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期间曾教授日语；在研究所时，参与了日俄词典的编写工作，是此课题的权威之一。人很年轻，精力充沛，凡事都能游刃有余，原本计划要在1937年完成《基于西夏字典和碑文的西夏语音研究(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роизношения тангутских идеорафов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тангутских словарей икраткихФонетических таблиц)》一书的撰写。直到1962年，聂历山被追授列宁勋章，作为西夏学者，至此方为俄罗斯人所识。然而在日本，他作为语言学家和民俗专家而为人熟知，研究过日语方言和阿伊努民间文学，而且为日本南部的方言--宫古语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宫古岛平良镇，有一条街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并立有纪念碑。
    聂历山在列宁格勒克格勃总部消失后，西夏文文献便无人问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东方学研究所委派龙果夫继续为西夏文文献编目。战争期间，列宁格勒曾被围困，西夏收集品，以及其他来自东方学研究所的珍贵写本，都存放于设在科学院图书馆的东方学研究所里。列宁格勒遭受狂轰滥炸，幸运的是，坐落其中的图书馆却幸免于难，因此，所藏书籍和写本都得以完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