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集慈孝记》，节选译自《司马光·家范》。由克平译为俄文，并对文本进行了研究⑨。
    3.《十二国》卷一、卷二，记载春秋十二国的各种历史事件。由索罗宁译为俄文出版[25]。
    4.唐代吴兢撰《贞观政要》卷四、卷五，未刊布，克恰诺夫有一篇相关的研究论文。
    5.《德行集》，曹道安编，由聂鸿音汉译出版[26]。
    一些文本很难确认是否译自汉文，更像是某种汉文著述的汇编，如《圣立义海》卷一、卷二、卷五就堪为例证。克恰诺夫译之为俄文出版[27]228-329，再由罗矛昆译为汉文刊行[2 8]46-94。
    因此，西夏文文献中还有儒家思想对周边民族产生影响的例子，不仅体现在周边民族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上，而且反映在生活方式上，上至国家体制，下到寻常百姓的家庭生活。毫无疑问，额济纳的精英和官员们，喜欢阅读和学习这些著作。大约在12世纪末，全部佛教典籍已经被译成西夏文，在日本、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保存有蒙元时代，尤其是忽必烈执政(13世纪下半叶)时期的西夏文佛教典籍，遗憾的是我们却没有。可以断言，东方写本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佛教经典都是西夏立国以后的文献。前面提到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涉及的西夏文佛经总数达370种。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将其归入宝积、般若、华严、涅槃诸部，这些均属大乘佛教，此外还有阿含部经典、律部经典，以及显教和密教经典[29]86-90。
    索罗宁考释和研究了华严禅经典之文本，指出西夏佛教文献中有极少一部分是西夏僧人自己撰写的[30]。
    西夏文佛教文献数量可观，其中不乏大部头的经典，如《大般若经》《大般涅槃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宝积经》《金刚般若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这些经典常常有数种不同的手抄本。佛教典籍在西夏文文献中占75％～80％，而这些大部头的经典又占到全部佛教典籍数量的75％。有消息称，在20世纪50年代末，西夏文《大般若经》之抄本曾赠送给了中国，尽管有中国学者(白滨)提及，但至今没有发现移交公文。一些西夏文文献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位于兰州、银川的西夏研究中心出版。
    大多数佛教文献的题跋已得到研究，可参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可以确定，其中一部分佛教文献不是由外地传入的，而是抄写或刻印于额济纳和其他西夏行政管辖地区。
    西夏佛教文献中还有版画。其中一幅为连环画性质的插图，很独特，仅此一见。所述故事的内容是男主人公为女儿的婚宴屠宰了很多羊，死后面临阎罗王判决，作为被宽恕和还阳的条件，要求他要大量抄写《金光明经》，并广为散发⑩。这些版画有可能来自中国的寺学或印度的那烂陀寺，透彻的研究还有待来日。
    至此，除一些草书文献和少部分写本外，大部分西夏文文献都已得到甄别。文献需要修复，储藏条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除了辨识出的文本外，还有大量难以辨认的残片--这些残片原藏佛塔中，在发掘时即已散落，后在长途搬运或移动过程中，势必还会有散落。多数残页现在能够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识别，最近即有中国学者辨识出了一些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品。
    至于西夏文文献中的草书，对其进一步研究无疑会带来有价值的成果。原始文本的书写标准肯定会遵循某些规则，一旦发现其规则，那么，研究人员就可以尽可能使用计算机把西夏文草书体转换为楷体。
    西夏文文献还会给研究者带来一些新的发现吗？一定会的。
    译者按：本文原文用俄、英两种文字发表，原题作“Танутский фонд Института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его изучение(The Tangut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History and Studies)”，原刊波波娃(I.F.Popova)编《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之中亚探察(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о в концеХIХ-начале ХХ века=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 the Century)》，圣彼得堡，2008年，第130～146页。本译文以英文本为依据，唯注释部分所引用参考文献，凡俄文著述，均依俄文原题，以便读者检索、利用。本文作者克恰诺夫(E.I.Kychanov)，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教授、著名西夏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