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军是唐朝较为重要的一支节度使军队，自武则天时期出现后就一直活跃在西北边疆，在御边平叛过程中与唐朝命运相始终。学术界已有不少关于朔方军的研究成果问世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兴起、发展与衰落过程进行了论述，尤以李鸿宾先生的《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一书最为完整。朔方军的地位伴随唐朝内政外交形势的变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安史之乱以前是其发展壮大的黄金时期，此后则是遭受猜忌并逐步弱化瓦解的衰落时期。朔方军的兴衰嬗替不但折射出唐朝前后期军事活动、军事体制和军队自身的变化及其趋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与西北诸族势力之间的关系演变，体现出唐朝控御西北诸族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由于材料取舍和观察角度的不同，关于安史之乱后朔方军的地位演变及其影响问题仍有未尽之处。因此，本文将在论述这一过程基础上初步探讨其对党项的影响。
    安史之乱前的朔方军虽受朝廷器重，但其庞大的军制和雄厚的实力却在此后日益成为唐朝忧患。肃宗鉴于安史之乱教训，对武将和藩镇的防范更加严密。肃、代二朝的宦官对朔方节度使的种种干预和刁难绝非个人意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朝逐步限制、削弱和分化朔方军的政策。这一政策始于肃宗，继承于代宗，完成于德宗。随着突厥、回纥(回鹘)、吐蕃和党项等部族在西北地区的彼此争斗与先后衰落，朔方军渐渐失去了先前的显赫地位和重要作用，逐步演变为唐朝军事体制下负责西部边防的一个一般军镇[1]225。虽然此间朔方军的地位随边疆形势的发展呈现起伏变化，但这并没有扭转其分化瓦解的命运，反而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在镇压黄巢起义过程中崛起的朱温结束唐朝统治后，朔方军成为其属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一过程对西北地区的党项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其崛起与壮大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一、地位显赫的朔方军
    高宗调露元年以来的突厥降户大规模叛乱和后突厥汗国的兴起扰乱了唐朝原有的御边体系，单于和镇北两个都护府已基本丧失控御与管理北方诸族的能力，唐朝被迫采用惯行的行军征讨制度进行应对。则天延载元年(694年)，为征讨后突厥汗国可汗默啜的入侵大军，唐朝设置了朔方军的前身--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三月甲申……更以僧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李昭德为长史，苏味道为司马，帅契苾明、曹仁师、沙咤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默啜，未行，虏退而止。”[2]6494突厥势力在漠北的复兴和壮大使唐朝不得不对原有的御边体系做出调整，将临时出征的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变为长期镇守的朔方军镇。开元九年，唐玄宗在镇压六胡州地区的康待宾起义后，“置朔方军节度使，领单于大都护府，夏、盐、绥、银、丰、胜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东、中、西三受降城”[3]1760。此举正式拉开了朔方军历史的序幕，使其成为镇守唐朝北部边疆、维护西北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支柱。此后，唐朝为应对持续不断的北部边疆威胁而不断扩大朔方军的地盘、实力和职权。鲁、丽、契、泾、原、宁、庆、陇、鄜、坊、丹、延、会、宥、麟十五州和经略军先后划归朔方军统辖，关内支度营田使、关内盐池使、检校浑部落使、押诸蕃部落使、闲厩、宫苑、监牧使、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和六城水运使等职也先后由朔方节度使兼领。“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狁，五城相去三千余里。开元、天宝中，战士十万，战马三万，才敌一隅。”[4]346天宝元年，唐朝正式形成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的全国军事格局。作为唐朝北部边疆重要军政机构的朔方节度使共领兵64 700人，其中骑兵14 300人，步兵50 400人，在十大节度使区中位列第四[2]6848。
    朔方节度使的治所设在灵州，有三条驿道通往长安[5]179-180。灵州号称“关中之屏障，河、陇之咽喉”[6]2941，东以黄河为天堑，西以贺兰山为依托，北由东、中、西三座受降城层层拱卫，南由萧关、木峡、驿藏等九关守卫直通关中的回中道。朔方军地处西北交通要道，是北方诸族与唐朝政治交往的交通枢纽，“用以防御北方，士马强盛，甲于诸侯”[6]2941。遍布河陇地区的四使、诸监、八马坊的大量马匹，是维持强大骑兵和巩固边疆的重要战略保障[7]2282，盐州众多盐池出产的优质食盐为朔方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持。朔方节度使区经过历代持续不断的开发与经营，仅灵州就有良田数万亩，建有艾山渠、薄骨律渠、千金陂和汉渠等众多灌溉渠道[8]94-95。“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二”，朔方军独占二百四十四屯[9]223。安史之乱爆发以前，兵强马壮、地利丰厚的朔方军是唐朝控御北方诸族和维护边疆稳定的坚强柱石，战略地位举足轻重。
    二、肃宗、代宗和德宗时期的朔方军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唐朝的政治走向与国家命运，宣告了中唐时代的开始和一个新的中国历史阶段的到来，也通过此后唐朝内政外交形势的发展带动了朔方军地位的变化。朔方军在猜忌与防范中曲折发展，不断在暂时壮大与持续弱化的矛盾中前行，战略地位一降再降，最终伴随唐朝的灭亡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率兵十五万在范阳公开起兵反唐。“时海内升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2]6935由于承平日久，猝不及防的唐军难以匹敌。“时暴兵起，州县发官铠杖，皆穿朽钝折不可用，持梃斗，弗能抗。”[3]6417叛军皆为训练已久的蕃汉精兵，包括同罗、奚、室韦、契丹等骁勇部族，尤以八千“曳落河”最为厉害。他们一路势如破竹，相继攻占河北和山东大片地区。十二月，叛军占领东都洛阳，河东和河南广大地区沦陷，唐军被迫退保潼关。尹子奇率军围攻江淮漕运枢纽睢阳，企图通过控制运河交通扼制唐朝经济命脉。次年六月，在杨国忠再三催促下，玄宗令坚守潼关的哥舒翰率十五万守军出关迎战崔乾佑，惨败于灵宝西原，潼关失守。经杨国忠倡议，玄宗决定避难益州。马嵬事变后，李辅国、张良娣和建宁王李倓都建议太子李亨前往朔方以图发展。李亨对此犹豫不决，正是朔方军将的积极拥戴促使其北上朔方。“肃宗北幸，至平凉，未知所适。鸿渐(时为朔方留后)与六城水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关内盐铁判官李涵谋曰：‘今胡羯乱常，二京陷没，主上南幸于巴蜀，皇太子理兵于平凉。然平凉散地，非聚兵之处，必欲取胜，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旬日之间，西收河陇，回纥方强，与国通好，北征铁骑，南集诸城，大兵一举，可复二京。雪社稷之耻，上报明主，下安苍生，亦臣子之用心，国家之大计也。’鸿渐即日草笺具陈兵马召集之势，录军资、器械、仓储、库物之数，令李涵赉复平凉。”[4]3282李涵“敷奏明辨，动合事机，肃宗大悦”[4]3561。杜鸿渐得知李亨已经北上，亲自“于北界白草顿迎谒，因劳诸使及军士”[4]3282-3283，热烈欢迎其前往朔方。为坚定李亨对朔方军的信心，杜鸿渐进行了如下分析：“朔方天下劲兵，灵州用武之处。今回纥请和，吐蕃内附，天下郡邑，人皆坚守，以待制命。其中虽为贼所据，亦望不日收复。殿下整理军戎，长驱一入，则逆胡不足灭也。”[4]3283虽然其中关于回纥与吐蕃的描述有违事实，但希望李亨前往朔方的强烈愿望却溢于言表。对此，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裴冕、杜鸿渐等之劝进，名为社稷计，实以居拥戴之功取卿相，其心可诛也。”[10]786朔方军将企图通过拥立肃宗建立大功，借助平叛分享胜利果实。叛乱爆发后，朔方军只作为偏师在振武军一带阻击叛军，建制比较完整。当时唐朝可以利用的军事力量只有西北边军，河西、陇右军团在灵宝的溃败使朔方军成为当时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从根本上说，唐朝与安史之争乃是以朔方军为主的西北与东北两地边防军之争[11]434。房琯在陈涛斜惨败后，“方事讨除，而军半殪，唯依朔方军为根本”[4]3450-3451。朔方军不但主动迎接并支持肃宗登基，而且成为唐朝镇压叛军的主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杜甫在《洗兵马》一诗中对朔方军的平叛之功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只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12]2278-2279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在向代宗自叙攻伐战绩时也自诩道：“臣朔方将士，功效最高，为先帝(肃宗)中兴主人，是陛下蒙尘故吏。”[4]3486但是，唐朝通过安史之乱的惨痛教训已深刻认识到，持续壮大的藩镇势力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严重威胁国家稳定与政权巩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防其尾大不掉。在平叛过程中厥功至伟的朔方军只是自己制下一支比较重要的节度使军队，其地位和作用应在中央领导下随局势变化作出相应调整。这逆转了先前朔方军地位的上升趋势，使其逐步走上了削弱瓦解的道路。其实，朔方军的削弱自参与平叛时就已开始。
    至德元载，朔方节度使兼任的关内采访使被剥离，新设关内节度使负责关内道防务[3]1766。至德二载十一月(757年)，“贼将伪范阳节度使史思明以其兵众八万之籍，与伪河东节度使高秀严并表送降”[4]250。平叛战争取得重大突破后，削弱朔方军的计划继续推进，实现了振武节度使与朔方军的分离。乾元元年(758年)，“置振武节度押蕃落使，领镇北大都护府、麟胜二州”[3]1766。振武节度使兼领的镇北大都护府(原安北都护府)和麟(治今陕西神木)、胜(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南)二州都是北方要地，包括东、中、西三座受降城和河套地区东部，是朔方军震慑北方诸族和拱卫关内道的重要屏障。这些地区的分离破坏了朔方军防区的完整性，削弱了其控御北方诸族、维护边疆稳定的能力。乾元二年，唐朝又将邠、宁、庆等关内道南部靠近京畿的九个州从朔方军单独划出，组建了新的军事防区--邠宁节度使[3]1767。同时，鉴于安禄山因独擅地方军政大权而反叛的教训，唐朝作出了“遍设节镇”的决定。于是，各地陆续设置了新的军镇。“盖兵兴之际，分命节帅以扼险要，其所统之增减离合，随时制宜耳。”[2]7060广建节镇和弱化分割是肃宗以后唐朝对待地方节镇的一项基本政策，旨在防止藩镇实力坐大，从而达到维护中央权威、保持战略平衡、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