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自天宝以后，天下分裂而无纪。至于大历，乱少息而叛尤甚。”[10]705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内部叛乱接连不断，作为朝廷肱骨的朔方军居然在中央核心地区发起两次大规模叛乱，这必然引起其高度紧张，加速分化瓦解朔方军的步伐。贞元三年(787年)，分设夏州节度使[3]1775。贞元十二年(796年)，将丰州和东、中、西三受降城划归刚从朔方节度分离出来的天德都团练防御使[3]1777。李怀光就任朔方节度使后，灵州、振武和邠宁均未设置节度使，只是各自设有留后，说明这三部分尚归朔方节度使统辖。但李怀光罢使后，它们却各自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实体。平定李怀光叛乱后，河中、邠宁、灵州和振武共同组成了朔方军的四个组成部分。德宗即位伊始将朔方军一分为三的政策标志着其体制的弱化与分割，河中与邠宁的各自独立置使则是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是唐朝受到以李怀光为首的朔方军将反叛刺激后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与其对朔方军的总体政策一脉相承。自此以后，朔方节度使的概念和范畴仅指灵州一地。此时，唐朝削弱朔方军的目的已经达到。虽然此举引起了诸多矛盾和战乱，但这对于谋求战略平衡、巩固权威和确保长治久安的唐朝政府而言是值得的，宁愿牺牲朔方军也不愿看到其日益壮大并最终发展成为安禄山那样跋扈不羁、尾大不掉的危险藩镇。
    虽然德宗即位后的唐蕃关系一度好转，但吐蕃的侵唐活动却在贞元以后日渐增多。吐蕃对长安西北地区的进攻波及众多州县，以鄜、坊与灵、盐为界可将其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尤以南部的泾、陇、邠、宁等州最为严重。于是，唐朝的西北边防重点就由传统的北部转向南部，特别是原朔方军属地的泾原和邠宁等镇。唐朝为确保京西北地区安全，在乾元元年至贞元十二年间先后设立了凤翔、泾原、邠宁、鄜坊、振武、天德和夏绥七个节镇，加上灵州的朔方共计八镇。唐朝丧失河西和陇右地区的战略纵深后，就以这八镇代替朔方军镇。唐朝分化朔方军以确保其不会威胁中央权威，实现了中央对京畿周边各节镇的有效控制。“京西北藩镇是唐王朝为了防御西北少数民族对国都长安的侵扰和控制平定安史之乱的唐军主力而组建起来的地方藩镇。……能否有效地控制京西北藩镇这支近在肘腋的军事集团，直接关系到朝廷的安危。……唐朝廷可以容忍河朔等镇的叛乱与半独立，但决不允许京西北藩镇脱离中央的领导。”[18]在这八镇之中，各自的战略地位也有新的变化与调整。南部的凤翔镇与邠宁镇因承担抗击吐蕃重任而地位上升，唐军在北部边疆的防守受到削弱，北部的灵、夏二镇战略地位下降。由神策军控制京西北八镇，确保中央对其有效掌控。为弥补西北军力不足，唐朝还采取东部节镇军队西调的办法进行援助。“以西北边岁调河南、江淮兵，谓之‘防秋’。”[3]4924他们最初只在西线受到吐蕃侵扰时临时增援，事毕即撤，但随着吐蕃侵袭的经常化而定期于秋季轮番驻守，从而形成“防秋”制度。
    从初期的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到朔方节度使，唐朝的军事体制演变经历了行军、镇军和节度使三个阶段，它们都是唐朝为应对边地诸族侵袭而设置的应对机制。从以朔方节度使为代表的十节度体制到京西北八镇体制的嬗变，正是唐朝为应对边疆新形势而作出的适用性调整。这个调整既涉及边防体系的变更，又触及军制体制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御边体制的调整最为重要。德宗时代不但有朔方军的分化和边防格局的调整，而且在财税制度上也进行了变革。两税法、酒税、间架税和其他各种附加税的出现足以说明这个变动时代社会事务的复杂程度，印证了德宗执政期间是唐朝各项制度变化与交替的转折时期。但是，伴随这一转变过程的是沉重的财政负担。京西北八镇、神策军和大量西调防秋的军士，总人数超过四十万⑤。这些军队的开支均由政府负担，唐朝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只有通过额外征敛才能基本满足。这样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影响社会稳定。宰相陆贽对此忧心忡忡，两次上疏批评德宗的防边政策，尤其对分化朔方军所致的军镇叠床架屋局面担心不已。“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蕃，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中兴以来，未遑外讨，抗两蕃者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自顷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余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奇，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宾客相待。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可谓力分于将多矣。”[2]7545陆贽在奏文中认为“气聚则盛”，主张通过加强朔方军实力的措施减少京西北的庞大军费开支，从而减轻财政负担。但是，这与肃、代以来唐朝积极削弱朔方军以维护边疆稳定和政权稳固的既定国策相违背，不会得到德宗认可。在吐蕃的频繁侵扰下，德宗转而采纳李泌联合回鹘、南诏和大食之力共同抗衡吐蕃的建议。此举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有效缓解了长安外围地区的沉重压力，这是唐朝分化朔方军后为应对吐蕃军事威胁所采取的又一补救措施。
    肃宗当权后，朔方军由一个受朝廷信任、势力骤升的强藩巨镇变为饱受猜忌与防范、逐步削弱瓦解的普通军镇，前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倾向。德宗的转折建立在肃宗以后经营朔方军既定方针基础上，其执政的前半期重在削弱和分化朔方军，后半期则旨在构建京西北八镇御边格局替代朔方军的御边职能。从朔方节度使到京西北八镇，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防御布局。朔方军是捍御长安北大门的主要力量，戍守关内道北部，八镇的重点是长安西北部京畿之地。在这新旧格局的转换过程中，朔方军从一个控御一方、抗衡北方诸族、拱卫关内道的强盛藩镇蜕变为一个仅管辖数个州县、协同其他京西北藩镇共同拱卫长安的普通节镇，由一个地区性军事集团缩减为京西北八镇防区中的一分子。分化后的朔方军规模大减，只以八镇之一的面目出现，其自身活动和扮演的角色都离不开这一整体。对于新格局下的朔方军而言，其防御的对象由北而西，以灵州为本部的朔方军战略地位下降，反映出唐朝与西北诸族关系的变化过程。这首先受制于唐朝与西北各族实力与关系持续变化的影响，朔方军失去了突厥这个主要防御对象，回纥兴起后与唐朝保持了长期较为和睦的关系，不再需要维持朔方军这样的强藩巨镇防御北部边疆，战略地位随之下降。虽然防御对象和重点发生了转移，但因京西北其他七镇需与朔方军合力御边，所以未被取消。其次，唐朝在镇压安史之乱过程中对其他忠于中央的大型藩镇采取了限制与弱化的措施，防止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当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叛乱被镇压后，朝廷分化瓦解朔方军的目标正式完成。这标志着开元天宝之际十节度御边格局最终解体，随之在西北边地形成了以京西北八镇为核心、由神策军进行统御和监控、长安东部各节镇组建的防秋兵支援配合的三位一体御边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