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作为唐朝的中兴名将，在镇压安史叛乱中居功至伟。“天宝之季，盗起幽陵，万乘播迁，两都覆没。天祚土德，实分汾阳。自河朔班师，关西殄寇，身捍豺虎，手披荆棒。七八年间，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勋高一代。”[2]7060郭子仪虽然忠诚有加，对唐朝尽心尽力，但其权限过大自然会受到相应的防忌②。乾元元年(758年)九月，朝廷调动九个节度使的兵力组成征讨大军，“帝以子仪、光弼俱是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立元帅，唯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4]3452。平叛大军不设统帅而由宦官监控，身为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被处处掣肘，这是代宗对以其为代表的节帅武将不信任的表现。次年史朝义占据洛阳，元帅雍王率师进讨，代宗欲任命郭子仪为副帅。“中官鱼朝恩素害郭子仪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寻召还京师。”[4]3453唐朝吸取安史之乱教训，认识到任何一支军事力量如果过分强大都会对中央构成威胁。充任范阳节度使达十二年之久是安禄山叛乱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任职于一地使其成为全军独一无二的领袖，偏裨拔擢都出自其手，上下盘结形成自外于中央的地方特殊势力并进而和中央对抗。于是，唐朝开始煞费苦心地多次更易朔方统帅，唯恐其步安禄山的后尘。乾元二年七月，代宗以李光弼代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和兵马元帅[2]7077-7078。郭子仪对付叛军所依靠的是朔方军，他和朔方军皆因功高勋显而受到鱼朝恩与程元振等宦官的猜忌。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背后都是皇帝巩固权力的个人意图。唐朝因受到安史叛乱的刺激而对手握军权的武将不再过分信任，尤其防范其独断专行于一方，所以改变了玄宗对边区蕃将的放任态度，开始重视并利用宦官牵制和平衡朝中各派势力。林冠群先生指出，“安史乱前，李唐信重胡人，安史做大反叛；讨平安史叛乱后，唐室对无人深怀顾忌，宦官乘时而起，朝廷惟其言是听。”[13]上元元年(760年)，分设鄜坊节度使负责长安西北地区防务[3]1761。虽然后来恢复了郭子仪朔方节度使的职务，同时兼任邠宁和鄜坊两道节度使[4]257-258。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削弱朔方军的既定方针不会改变。至德二载收复长安后，朔方节度使兼领的闲厩、宫苑、监牧等使也被剥夺。“肃宗还京，拜(李辅国)殿中监，闲厩、五坊、宫苑、营田、栽接、总监等使，又兼陇右群牧、京畿铸钱、长春宫等使。”[4]4759-4760
    代宗时期，削弱朔方军的既定方针没有改变，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拥兵反叛更加速了这一进程。仆固怀恩反叛是唐朝有意遏制和削弱朔方军的直接后果，此举加深了其对朔方军的疑惧，坚定了分化瓦解朔方军的决心。仆固怀恩的祖父是贞观二十年薛延陀崩溃后南下归顺并寄住于羁縻府州的铁勒部首领，父亲乙李啜拔和他都袭封金微都督，其家族一直控制着南迁的仆固部[1]158。仆固怀恩因熟悉蕃情而长期供职于朔方军，“历事节度王忠嗣、安思顺，皆以善格斗，达诸蕃情，有统御材，委之心腹”[4]3477。朔方节度使区是众多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重要场所，其所兼领的押蕃落使一职专门负责管理这一地区范围内各部族，所以朔方军是由蕃汉混杂、以胡兵为主力的部落制军队③。“唐平安史之乱，其主力为朔方军，而朔方军实一以胡人部落蕃将为其主要成分者。”[14]275宝应元年十一月，郭子仪将朔方节度使一职让于仆固怀恩。但是，唐朝对胡人仆固怀恩和其所统率的胡汉杂糅的朔方军满腹狐疑，叛乱平定后就会继续削弱朔方军的计划。宝应元年九月，回纥登里可汗率军助唐平叛。“登里立，以(仆固)怀恩女为可敦。”[4]3480为了取得回纥的大力支持，唐朝有意笼络作为登里可汗岳父的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将镇北和单于两大都护府又重新划归朔方军管辖[3]1768。其实，这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做出的权宜之计。随着平叛形势的好转，唐朝对仆固怀恩和朔方军的依赖逐步下降。尤其对仆固怀恩和登里可汗的翁婿关系疑惧日增，于是利用郭子仪在朔方军将士中的威望牵制仆固怀恩，暂时强化朔方军。广德二年正月，“丁卯，司徒、兼中书令郭子仪充河东副元帅、河中等处观察，兼云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4]275。胡族世家的仆固怀恩对此颇感压抑和怨愤，其民族相异的心理意识在遭受无端防范和猜忌后迅速凸显并转化为分离与反抗斗争。“仆固怀恩既不为朝廷所用，遂与河东都将李竭诚谋取太原；辛云京觉之，杀竭诚，乘城设备。怀恩使其子玚将兵攻之，云京与出战，玚大败而还，遂引兵围榆次。”[2]7061仆固怀恩的反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朔方军从前期的发展扩大经过中期安史之乱的影响而受到掣肘和制约所引起的对抗中央政权的行为。虽然代宗象征性地采取了宽慰与厚抚等一系列缓和措施，力图消弭隔阂与误解，但朝廷对仆固怀恩和朔方军将的消极态度令这些努力都于事无补。广德二年五月，为分化并镇压仆固怀恩叛乱，免去其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单于、镇北副大都护和朔方节度使之职，仅保留太保、尚书令和大宁郡王头衔[4]275。“上方以怀恩为忧，召见(李)抱真问计，对曰：‘此不足忧也。朔方将士思郭子仪，如子弟之思父兄。怀恩欺其众云，郭子仪已为鱼朝恩所杀，众信之，故为其用耳。陛下诚以子仪领朔方，彼皆不召而来耳。上然之。’”[2]7160唐朝为尽快平定仆固怀恩之乱，暂时强化了郭子仪的军权与朔方军的实力。“罢河中、振武节度，以所管七州隶朔方。”[3]1768朔方军将士得悉郭子仪重掌朔方，既万分欣喜又极度懊悔，“吾辈从怀恩为不义，何面目见汾阳王！”[2]7160在郭子仪的感召下，仆固怀恩之乱很快弭平。
    广德二年以后，安史之乱和仆固怀恩叛乱都被平定，削弱朔方军的既定方针继续推进。大历三年(768年)，朔方节度辖区分设泾原节度使[3]1769。但面对吐蕃对邠宁节度的连年进攻，唐朝为确保京西北地区的有效防御，不得不暂缓了进一步削弱朔方军的计划，采取扩大辖区的措施强化西北边防。大历三年十一月，“元载以吐蕃连岁入寇，马璘以四镇兵屯邠宁，力不能拒。而郭子仪以朔方重兵镇河中，深居腹中无事之地，乃与子仪及诸将议，徙璘镇泾州，而使子仪以朔方兵镇邠州，曰：‘若以边土荒残，军费不给，则以内地租税及运金帛以助之。’诸将以为然。十二月，己酉，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资治通鉴考异》引《邠志》称：“朔方军自此大徙于邠。郭公虽连统数道，军之精甲，悉聚邠府，其他子弟，分居蒲、灵，各置守将以专其令。”[2]7204朔方军因巩固边防的需要获得了邠、宁、庆三州，这是唐朝的应急安排，削弱瓦解朔方军是中唐以后的基本方针。鉴于吐蕃对京西北地区的连年进犯，郭子仪提出了加强朔方军实力的请求。“(朔方军)中年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窥近郊。以朔方减十倍之军，当吐蕃加十倍之骑，欲求制胜，岂易为力！近入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四。臣所统将士，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愿陛下更询谠议，慎择名将，俾之统军，于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万，则制胜之道必矣，未可失时。”[4]3464-3465虽然郭子仪陈诉的朔方军实力大减是客观事实，增强朔方军以应对吐蕃侵扰也是从国家安危出发，但唐朝担心其借此增强个人威权，所以没有批准。
    在代、德二宗交替之际，唐朝实现了对朔方军的一分为三。大历十四年(779年)，代宗病逝，德宗即位。“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落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甲申，诏尊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月给千五百人粮、二百马食，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以其裨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以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分领其任。”[2]7259德宗分化朔方军后，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选择与其通好的政治策略替代朔方军的御边职能。大历十四年八月，即位伊始的德宗通过遣返扣留的吐蕃使者和战俘向其传递了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吐蕃欣然接受。两国经过一系列谈判，于建中四年达成了“清水会盟”和约。“德宗即位，先内靖方镇，顾岁与虏确，其亡获相偿，欲以德绥怀之。”[3]6092“内靖方镇”的举措表明德宗欲将朝政重心放在整治方镇问题上，不但要对那些与朝廷作对的方镇下手，还包括整肃朔方军这类借防御吐蕃之机扩张势力的藩镇。所以，唐蕃关系改善的直接后果就是朔方军不再需要维持庞大的军力防御吐蕃，削弱朔方军又一次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朔方军被一分为三后，德宗为牵制朔方军将而有意培植胡将李怀光。这并不是因为其忠勇可嘉，而是因为其“勇而无谋”[4]3492。对于朝廷来说，任用一个既雄才伟略又懂得韬光养晦的将领掌控朔方军远比一个勇猛有余而谋略欠缺的武夫更加危险，郭子仪因属于前者而遭到防忌。李怀光“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4]3816。“德宗即位，罢子仪节度副元帅，以其所部分隶诸将，遂以怀光起复检校刑部尚书，兼河中尹、邠州刺史、邠宁庆晋慈隰节度支度营田观察押诸蕃部落等使。……二年，迁检校左仆射，兼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支度营田观察盐池押诸蕃部落六城水运使，实封四百户。邠宁节度等使如故。”[4]3491-3492虽然暂时扩大了朔方军的地盘，但没有恢复鄜坊节度使和灵州留后这两部分。因为朔方军的重心已随吐蕃的东侵和南下从灵州转移到邠宁，所以李怀光直接统领的这一部分就成为朔方军的中坚力量。从唐朝整体战略和周边形势来看，随着唐蕃边界东移到平凉、天水一线，唐朝为防范吐蕃对其西部边境乃至京畿地区的侵扰，势必要将防御重心南移至京西北一带。在此背景下，邠宁节度使的重要性陡然提升。建中四年突发泾原兵变，德宗在朱泚僭越称帝并与河北叛军旧部遥相呼应的背景下出逃奉天，李怀光率邠宁节度所部勤王。在诸路勤王大军之中，以李怀光所率朔方军主力最为强大。“时李怀光自将魏博精兵五万，越太行席卷而奉天也。晋、绛、蒲、陕、慈、隰、同、华等州并补授郡牧，屯军于泾阳，子父相继，可十五万。朱泚闻泾阳战鼓，不觉坠榻，遂抽军却守长安。”[15]12在以朔方军为主力的勤王诸军奋战下，很快平定了叛乱。但是，李怀光对宰相卢杞的奸邪和其自己阻止入奉天城觐见德宗深怀不满。同时，德宗也有意扶持和强化神策军替代朔方军的作用④，其地位提升与深得皇帝宠信引起了朔方军将士的反感。“肃宗登位以后，朔方军等于皇帝的扈从禁军，自代宗立，这一地位已为神策军所代替。”[16]88“时神策军以旧例给赐厚于诸军，怀光奏曰：‘贼寇未平，军中给赐，咸宜均一。今神策独厚，诸军皆以为言，臣无以止之，惟陛下裁处。’”[4]3664德宗对由其深信的宦官所控制的神策军厚爱有加，坚持实行差额赏赐。李怀光争取失败后，朔方军将士“怏怏不得志”[15]13。李怀光的胡人出身和先前数任朔方节度使的不公遭遇，使其“迁延自疑，因谋为乱”。李怀光的反叛迫使德宗避难梁州，有进一步入蜀的打算。但是，这次反叛并没有得到朔方军将士的普遍认可。他们虽然对朝廷优待神策军的态度和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甚至愤恨，然而一旦要他们付诸行动，绝无与朝廷公开对抗的决心。所以当李怀光举事时，部下张名振、石演芬等都坚决反对[2]7406-7407。明人于慎行对此总结道：“朔方将士，自天宝以来，皆为郭子仪辈所统，号为忠义。及李怀光谋反，三令其众不应，窃相语曰：‘若与我曹击朱泚，惟力是视；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从也。’”[17]277-278兴元元年三月，唐朝任命浑瑊为朔方节度使、邠宁振武奉天行营副元帅，罢免李怀光一切职务，四月韩游瓌由邠宁兵马使升任节度使[2]7421。八月，浑瑊取代唐朝臣主政河中，杜希全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天德军灵盐丰夏节度营田等使[2]7443-7444。司马光评论道：“浑瑊镇河中，尽得李怀光之众，朔方军自是分居邠、蒲矣。”胡三省注释称：“自郭子仪以来，朔方军亦分屯邠、蒲而统于一帅。今居邠者韩游瓌帅之，居蒲者浑瑊帅之，不相统属，故史言其始分。”[2]7466-7467李怀光众叛亲离，贞元元年秋被朔方部将牛名俊斩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