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朔方军地位演变对党项的影响
    朔方节度辖区是突厥、铁勒、薛延陀、吐谷浑、回纥、吐蕃和党项等众多西北民族居住与活动的重要场所，设立这一军镇的初衷就是为了防范其对唐朝心脏地区的侵袭与骚扰，确保边疆稳定、政权稳固和国家长治久安。随着唐朝内政外交与周边诸族盛衰变化，朔方军的防御对象不断变换。对突厥、回纥(回鹘)和吐蕃这些强大的边疆民族来说，朔方军只能牵制其对唐朝的侵扰。但对吐蕃控制下的党项来说，吐蕃的衰落和朔方军的分化瓦解却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其崛起壮大并最终建立西夏王朝奠定了坚实基础。
    1.肃宗、代宗和德宗时期
    唐朝建立后，党项就开始频繁侵扰西北边州。经过一系列征讨和招抚后，部分党项部落臣服并寄住在唐朝为其设立的党项羁縻州县。羁縻都督府、州和县是唐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一种带有自治性质的地方行政机构，任命其首领为世袭都督和刺史管理部落事务，接受都护府监领，不缴纳赋税和申报户口。这体现了唐代对少数民族的笼络政策和松散管理的方针，客观上有利于民族间和平共处与自然融合。因为唐朝短期内对党项没有充分的统辖能力，只能通过间接安抚控制来应对[1]32-37。朔方节度辖区是当时党项羁縻府州设置较多的地区，朔方军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御党项被突厥、回纥和吐蕃等强族驱使对唐朝进行侵袭与骚扰。党项在唐朝势力强盛时接受羁縻州县制度，当唐朝受到吐蕃进逼出现衰弱时，党项就逐步摆脱羁縻式的松散状态，夹在唐、蕃之间的党项的活动常表现出游移不定的倾向[23]。但是，因为当时正是朔方军的强盛时期，所以党项没有对唐朝构成大的威胁。
    安史之乱爆发后，党项迫于吐蕃压力大规模内徙至西北边州。他们虽然接受了唐朝羁縻府州制度臣服中央，但是党项羁縻府州的控制力会随唐朝实力的盛衰变化呈现相应的强弱反应[24]。西北边防因朔方军大部参加平叛而空虚，内徙党项在吐蕃侵逼下频繁进攻唐朝西部边疆。乾元元年(758年)，“七月，党项羌寇边。九月丙子，招讨党项使王仲昇杀拓跋戎德”[3]160-161。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己未，党项寇宝鸡，入散关，陷凤州，杀刺史萧，凤翔李鼎邀击之。(建寅月)甲午，党项奴剌寇梁州，刺史李勉弃郡走。丙申，党项寇奉天”[4]262。虽然唐朝对此采取了安抚为主的方针，但其对党项经济活动的限制与边将的暴虐和横征暴敛使内徙党项的反抗与寇掠此起彼伏。为扭转这一局面，唐朝决定对其进行定点内徙，主要目的地为陕北地区。“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召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赐赉，使还绥其部。”[3]6216-6217郭子仪组织的大规模定点内徙逐步将党项迁至黄河东西两岸，不但使其深入朔方军腹地，将陕北地区变为党项的主要活动区域，而且使原无党项居住的河东地区逐步成为党项的游牧地与聚居区。“永泰、大历以后，居石州，依水草。”[2]5293石州即今山西离石(吕梁)，位于黄河和吕梁山之间，有适宜畜牧的山间草场。为了加强对党项的控制、遏制其势力的壮大，唐朝对党项贸易进行了严格限制。“贞元三年十二月，初禁商贾以牛、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2]5293此时正是德宗大力分化朔方军的时期，随着朔方军被一分为三，其防御和监管党项的能力大为降低，为党项的崛起创造了条件。随着朔方军南北分域局面的出现，南部凤翔镇与邠宁镇因承担抗击吐蕃重任而地位上升，北部边疆防守大大削弱，作为朔方军核心的灵、夏二镇地位下降，党项势力迅速发展。
    2.宪宗至文宗时期
    面对朔方军分化瓦解和党项势力逐步壮大的不利局面，为加强对内徙党项的控制与管理，元和九年五月重新设置宥州监护党项，十五年十一月任命太子中允李寮为宣抚党项使[2]5293。虽然唐朝暂时加强了对党项的安抚与监管，但朔方军实力下降的现实却为党项持续壮大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党项发展社会经济的要求遭到压制的同时，唐朝边将的横征暴敛与贪婪无度更激化了这一矛盾。“至大和、开成之际，其藩镇统领无绪，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羊马，不酬其直，以是部落苦之，遂相率为盗，灵、盐之路小梗。”[2]5293唐朝对边疆部族的控制力随着朔方军的分化大大降低，党项的反抗斗争随着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愈加激烈。“至大和中浸强，数寇掠，然器械钝苦，畏唐兵精，则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鄜坊道军粮使李石表禁商人不得以旗帜、甲胄、五兵入部落，告者，举罪人财畀之。”[2]6217党项对边州的侵扰，自宪宗以后明显增多。
    3.武宗至唐朝灭亡
    武宗君臣在筹划继承宪宗遗志、收复河湟失地的同时，开始关注吐蕃衰弱后的党项势力，后者曾多次与吐蕃联合对唐朝西部州县发动进攻。为解决党项对西北地区的寇扰，唐朝虽然恩威并施，但因朔方军的分化以致其对北部边疆的控制力下降，所以难以有效遏制党项势力的壮大与持续侵扰。
    会昌元年，唐朝出兵征讨回鹘乌介可汗的军事行动加剧了内徙党项的反唐活动。会昌二年，武宗任命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和回纥南面招讨使，率领党项诸部从南面进攻回鹘[4]591-592。三年正月，武宗任命何清朝率领沙陀、吐谷浑和党项诸部赶赴振武军接受刘沔调遣[4]592。因为朔方军已丧失控御回鹘等北方强族的能力，所以唐朝被迫多次征调党项与回鹘作战。此举加重了党项部族的负担，而边将的暴虐更激化了党项诸部的不满情绪[25]68，内徙党项不断掀起反抗浪潮。在朔方军无力防御党项持续侵袭的不利情况下，武宗为缓和唐朝与党项的关系，决定加强对边将的管理与监察。“会昌初，上频命使安抚之，兼命宪臣为使，分三印以统之。在邠、宁、延者，以侍御史、内供奉崔君会主之⑨；在延、夏、长、泽者，以侍御史、内供奉李鄠主之；在灵、武、麟、胜者，以侍御史、内供奉郑贺主之，仍各赐绯鱼以重其事。久而无状，寻皆罢之。”[4]5293但此举并未奏效，党项的反抗活动仍此起彼伏。会昌四年九月，“制以皇子愕为开府仪同三司、夏州刺史、朔方军节度大使，时党项叛，命亲王以制之”[4]602。会昌五年，党项侵扰盐州，十一月入寇邠宁镇。“李德裕奏：‘党项愈炽，不可不为区处。闻党项分隶诸镇，剽掠于此则亡逃归彼。节度使各利其羊马，不为擒送，以此无由禁戢。臣屡奏不若使一镇统之，陛下以为一镇专领党项权太重。臣今请以皇子兼统诸道，择中朝廉干之臣为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词讼，庶为得宜。’乃以兖王岐为灵、夏等六道元帅，兼安抚党项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安抚党项副使，史官修撰郑亚为元帅判官，令赍诏往安抚党项及六镇百姓。”[2]7993唐朝虽为党项置使安抚，但入侵寇扰之事仍屡禁不止。十二月，党项攻陷了邠、宁、盐三州交界处的城堡，屯于叱利寨。宰相李德裕建议遣使宣慰，武宗决意对党项进行讨伐[2]1021。李德裕于次年正月十一日上书，主张对党项以招抚为主[26]316。但是武宗皇帝赫怒于党项的不羁与侵扰，决定对其发动大规模征讨。会昌六年二月(846年)，武宗任命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邠宁节度使高克恭为西南面招讨党项使[4]609-610，联合讨伐劫掠京西北地区的东山党项。关于这次对征讨党项的行动，相关史料只载会昌六年因党项侵扰而出兵还击，其他情况付之阙如。周伟洲先生认为这可能与同年三月武宗之死、各镇使未出兵或小有战斗、未能改变党项屯集叱利寨局面有关[25]70。
    随着宣宗时期吐蕃的崩溃，最令唐朝担心的就是党项对唐朝西部边疆的持续侵袭。他们虽然实力不能与吐蕃相比，不像吐蕃那样会对中原腹地构成巨大威胁，但由于其长期被安置在唐朝西北边州，来往飘忽的进攻方式对其他边州和长安地区造成巨大威胁。面对党项此起彼伏的反抗浪潮与袭扰活动，宣宗开始反思其缘由并总结经验教训，作出了慎选边将与照顾党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决定。“上颇知党项之反由边帅利其羊马，数欺夺之，或妄诛杀，党项不胜愤怨，故反，乃以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自是继选儒臣以代边帅之贪暴者，行日复面加戒励，党项由是遂安。上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颇厌用兵。”[2]8045-8046在平定党项侵扰后，宣宗下诏颁布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党项寇扰、防范边将贪婪横行、改善党项生活状况的措施。“辛未，诏⑩：‘平夏党项，已就安帖。南山党项，闻出山者迫于饥寒，犹行钞掠，平夏不容，穷无所归；宜委李福存谕，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如能革心相化，则抚如赤子，从前为恶，一切不问，或有抑屈，听于本镇投牒自诉。若再犯疆场，或复入山林，不受教令，则诛讨无赦。将吏有功者甄奖，死伤者优恤，灵、夏、邠、鄜四道百姓，给复三年，邻道量免租税。向由边将贪鄙，致其怨叛，自今当更择廉良抚之。若复致侵叛，当先罪边将，后讨寇虏。'”[2]8046-8047由于宣宗对御边将领的慎重选择和各项适宜党项生存发展政策的实施，党项对夏州和邠宁等地区的侵扰逐步减少，出现了暂时的安定局面。对于陕北地区的内徙党项，唐朝也因朔方军分化后导致的力量不足而被迫采取恩威并施之策。为了巩固京西北地区的防御，唐朝对内徙至关中地区的党项也采取同样措施。周伟洲先生指出，自大中五年后，党项诸部虽仍有一些反抗，但由于宣宗选任的边镇节度使处置得当，并未酿成大的动乱。这种环境为党项诸部的发展和勃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2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