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顺宗、宪宗和穆宗时期的朔方军
    在京西北八镇、神策军和防秋制度的共同作用下，长安西北的紧张形势得到缓解，吐蕃对唐朝的侵扰大大减少，做出与唐交好的姿态。这一局面的出现，为宪宗集中精力解决西川、浙西、淮西和河朔三镇等东部叛镇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对内问题再次成为朝政核心，党派斗争逐渐抬头。因为负责京畿西北安全，以朔方军为代表的京西北八镇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争取对象。“顺宗时，王叔文党用事，将授韩泰以兵柄，利希朝老疾易制，乃命为左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镇奉天，而以泰为副，欲因代之，叔文败而罢。宪宗即位，复以检校仆射为右金吾，出拜检校司空，充朔方灵盐节度使。”[7]259京西北八镇此时已不仅仅担任防御吐蕃重任，还成为朝廷决策集团依赖的武装力量，其驻防区变成中央对抗或震慑其他叛藩的后方基地。从此以后，党派纷争中的各方都将控制神策行营和京西北诸镇兵权视为拓展自己、击败对手的手段而积极争取。宪宗时期，出任朔方节度使的是范希朝。他早年在邠宁节度使韩游瓌手下任虞候，“二王八司马”事件后出任朔方灵盐节度使[4]4059。这说明宪宗当政时期的朔方节度使又重领盐州，是朔方军自德宗三分后的首次扩大。此举可能与元和三年沙陀朱邪赤心及其子朱邪执宜率部摆脱吐蕃控制投靠唐朝有关，他们抵达后被范希朝安置在盐州，唐朝专设阴山府进行安置，任命朱邪执宜为兵马使[3]6154-6155。这次对朔方军的扩充，是对京西北御边体系和西北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通盘考虑。但是，“朝议以沙陀在灵武，迫近吐蕃，虑其反复，又部众众多，恐长谷价，乃命悉从希朝诣河东。”[2]7060-7061进入朔方军辖区仅一年的沙陀部族在元和四年被全部迁往河东镇，从而奠定了后来沙陀首领李克用以山西为根据地的基础。虽然唐朝担心沙陀部族与吐蕃互为表里、反复无常和加重灵盐地区粮草负担都是事实，但怕朔方军实力因沙陀部族的加入而壮大，从而破坏贞元以来精心构建的维护中央绝对权威的京西北八镇力量平衡才是问题症结所在。诚如《资治通鉴》所说：“自是，灵盐每有征讨，用之所向皆捷，灵盐军益强。”[2]7653宪宗继承了德宗的御边政策，只对其进行微调，而不是改弦更张甚至毁弃破坏。因为这个政策不但对唐朝有益，而且更加有效。因此，灵盐的朔方军可以暂时加强，但不能超越一定限度，不能破坏京西北八镇御边体制的现有平衡。这是宪宗经营朔方军的基本政策，其着眼点在西部整体防务，朔方军只是其中一环。
    宪宗末年，由于唐朝边将的贪婪及肆意侵扰激怒了吐蕃，吐蕃开始频繁进攻西北边地，破坏了贞元十九年至元和十二年以来的友好关系[19]154。其实，这与宪宗志在恢复安史之乱后沦陷的河、湟地区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密切相关⑥。在吐蕃的进攻路线中，朔方镇是重点地区。由于朔方军的顽强抗击，唐蕃一直处于紧张的对垒之中。朔方军御边作用凸显，通过与邠宁、夏州、凤翔、泾原等节镇的密切配合，成功遏制了吐蕃的攻势并使其连续受挫。这既与京西北边防格局密切相关，更应归功于宪宗对西部政策的筹划与经营。
    宪、穆交替之际，吐蕃再次展开了对唐朝京西北诸镇和剑南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朔方军所在的灵、盐等地仍是重点地区。朔方军抗御吐蕃的能力十分顽强，作用已超过京西北其他诸镇。为最大限度遏制吐蕃的持续进攻，唐朝开始改善与回鹘的关系。穆宗将第十个妹妹封为太和公主，远嫁回鹘和亲。于是，吐蕃转而与唐媾和，在长庆会盟后结束了敌对状态。随着唐蕃战争的结束，穆宗及其谋臣想乘宪宗整顿藩镇的威势进一步削平其他强藩，一劳永逸地巩固中央权威，提出了以计划性减员方式实现削弱藩镇军力的“消兵”之策。“穆宗乘章武(宪宗)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萧)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4]4477这样既能减轻藩镇抗衡中央的实力，又能减轻财政负担。“穆宗初即位，由于宪宗时用兵军费浩大，造成财政上的危机，为解救此一危机，遂有销兵密诏。”[20]257但是，“消兵”(“消兵”也作“销兵”)命令遭到河朔藩镇的坚决反对与武力反抗。京西北八镇兵力奉命东调平叛，其重要性再次得到唐朝肯定，但这仍为临时应急措施，瓦解朔方军的既定目标不会因此改变。
    四、武宗、宣宗和昭宗时期的朔方军
    敬宗和文宗时期，唐朝进入晚唐阶段⑦，内乱频繁，边疆局势没有大的变化，朔方军维持着宪宗时期的局面。在穆、敬、文、武诸朝，每当西部失地收复计划引起皇帝关注或朝议时，朔方军及其相邻节镇就会受到重视并有所加强。唐朝西部边地问题的处置深受内政影响，武宗君臣筹划收复河湟失地的计划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京西北八镇，朔方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此种形势的支配。武宗君臣关注西部边疆安全，以朔方军为代表的八镇就会受到重视，从而得到一定益处。同时，八镇将帅和军队还被频繁征调到东部平叛，或参与朝中党派斗争，这都显示出以朔方军为代表的西北节镇在唐朝仍具有较其他军镇更为重要的地位，依旧是唐朝处理内外危局时所能依赖的唯一武装力量。因此，德宗在新旧格局转变初期对朔方军的大规模分化不再出现，朔方军在新型御边体系中有自己的明确位置，其他军镇所不能取代其地位。
    宣宗即位后，吐蕃因达磨赞普遇刺而发生严重内乱。大中三年，在混战中落败的吐蕃将领论恐热属下的秦、原、安乐三州和石门等七关降唐。唐朝派灵武(朔方)、泾原、凤翔、邠宁和振武等节镇出兵接收。朔方军接管了安乐州，泾原军接管原州和石门七关，凤翔军接管秦州，邠宁军移驻宁州以接应河西。同时组织开垦三州七关之地，规定“五年内不加赋税，五年以后量定户籍，便任为永业”[21]650。三州七关的收复与张议潮摆脱吐蕃控制并受封归义军节度使，这是唐蕃关系中的大事，对唐朝十分有利。为巩固西部边防，唐朝在萧关增设武州，改安乐州为威州，秦州改隶凤翔军，泾原军接管原州和七关之地[22]216-217。这虽然加强了西北节镇的军事力量，但客观上却削弱了灵州朔方军的力量。宣宗改变了以往征讨多于抚慰的策略，以文职代替武职，取得了实际效果。随着归义军控制河西，作为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灵州的地位陡然提升，由朔方军驻扎维护丝路安全。“东京至灵州四千里地。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又西行五日至肃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又西行二日至瓜州，又西行三日至沙州。”⑧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爆发了王仙芝和黄巢领导的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广明元年(880年)，神策军在阻挡黄巢农民军西进长安过程中崩溃，黄巢攻占了长安。凤翔节度使郑畋、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和泾原节度使程宗楚联合抗击农民军，郑畋被任命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程宗楚为副，唐弘夫任行军司马[2]8245-8247。随后，担任宥州刺史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纠合蕃汉兵马会合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共同举兵勤王。虽然京西北八镇在镇压黄巢起义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走上了争权夺利之路。自德宗时期就被分化的朔方军至此整合为三股势力：河东节度使王重荣、邠宁节度使朱玫和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晚唐时期，西北军镇受自身实力限制，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动范围和能量虽然较懿宗时期大，但因东部强藩的压制而发挥有限。此时的朔方军已看不到完整的活动轨迹，这与其镇压安史叛军时不可同日而语，只是跟风曾作为僖宗西逃避难所的凤翔镇和镇压黄巢起义指挥部的邠宁镇。随着晚唐时期吐蕃政权的崩溃，西北其他诸族势力尚不能对唐朝构成足够威胁，朔方军的地位一落千丈。
    昭宗时期，朔方军的三股势力发展形成了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和华商节度使兼潼关守捉使韩建三支新的力量。经过激烈争斗，最终形成了宣武节度使朱温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两家独大的政治态势。其中，以灵州为本部的朔方军与京西北大部分地区都归入朱温治下。开平三年(909年)，后梁擢升灵州留后韩逊为朔方节度使，加封中书令和颍川王[2]8707。韩逊乘势攻占盐州，刘知俊受朱温之命占领丹、坊等州[2]8707-8708。至此，原朔方节度使旧部在唐末五代之初分化成三个不同的部分：以灵州为本部的朔方军成为朱温的属地；凤翔镇自成一体；振武归属于沙陀部李克用。
    朔方军几乎与唐朝相始终，其命运和唐朝政治紧密相连。朔方军的强盛代表了唐朝的强大，其衰落则印证了唐朝的衰落。朔方军自强盛转向分化，由抗拒一方的强镇演变为京西北八镇的普通一员，至唐末则湮没无闻，这正与唐朝御边政策受内政影响的规律相吻合。通过朔方军的发展变迁不但可以探究唐朝边疆形势与内政外交的互动关系与基本走向，而且折射出唐朝与周边诸族势力相互影响和演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