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朔方军的分化与衰落，唐朝逐步丧失直接对党项进行军事打击的能力。大中四年党项侵扰邠宁地区，宣宗命凤翔镇与河东镇合兵反击，很快击退了党项的进攻。但是党项的入侵势头并未就此止住，他们仍不断掀起反抗唐朝的斗争浪潮。大中五年(863年)，“三月，以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邠宁节度使。敏中请用裴度故事，择廷臣为将佐，许之。夏，四月，以左谏议大夫孙景商为左庶子，充邠宁行军司马；知制诰蒋伸为右庶子，充节度副使”[2]8045-8046。当时党项频繁扰边，宣宗大怒，命宰相白敏中率军出征。朝野之中都认为兵弱食乏，短期之内难以收效，反对贸然出征。白敏中奏请停止了对党项的大规模征讨，在恩信抚慰降服的平夏党项的同时，坚决打击桀骜不驯的南山党项[25]71-75。“敏中军于宁州，壬子，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九千余帐于三交谷，敏中奏党项平。”[2]8046-8047通过恩威并施，党项停止了对唐朝的侵扰。“宣宗初虽欲以兵力平定党项，而终不得不遣白敏中施招抚之策，含混了之。”[27]134-135虽然吐蕃和回鹘已陷于内乱和崩溃，但是打击其残余势力既会削弱唐朝国力，又会加剧国内藩镇割据局面，危及统治基础与政治稳定。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面前，唐朝对党项进行大规模征讨显得力不从心。
    文宗至懿宗时期，在朔方军分化并逐步丧失维护北部边疆稳定的能力后，唐朝被迫采取征讨与招抚相结合的方式应对党项侵扰与反抗。这不但反映了唐朝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力量博弈的过程及其影响，而且有利于重新审视晚唐时期唐朝与党项的关系。黄巢起义爆发后，担任宥州刺史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纠合蕃汉兵马举兵勤王。在中原、西北诸势力相互倾轧之时，朔方军及其属地北部则兴起了党项和沙陀等新的外族势力。党项乘势发展，最终在朔方军旧地建立了立国一百九十年的西夏王朝。
    晚唐时期，唐朝因朔方军实力下降而被迫采取武力打击与和平招抚相结合的方式处理与党项关系，这一局面为党项崛起奠定了基础。李鸿宾先生认为，党项势力崛兴的根本原因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23]。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的衰落与河北藩镇割据的加强，造成唐朝国力的削弱与控制力的下降。作为西北安全屏障的朔方军的分化极大削弱了唐朝控御北部的能力，破坏了西北边疆稳定与安全。这就为党项的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其对唐朝的反抗斗争与边境侵扰日益频繁，而边将的贪婪与唐朝处置不当更加助长了这一局面，从而对边疆局势的稳定造成重大威胁。“作为与汉人有别的边缘势力，党项崛起除了借助上述机遇之外，其民族认同观念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逐步形成以自身族属为主的势力并朝政权建设发展。然而这种思想在唐朝解体之前并不占主要位置，此前党项的活动属于政治性支配下的地方性活动，其族性张扬在王朝解体之后。”[23]在唐朝的衰落进程中，党项伴随着朔方军的逐步分化而日益壮大，从而奠定了建国的基础。这一过程开始于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发展于文宗以后的晚唐时期，最终完成于北宋时期，以自立西夏国的形式宣告了党项这一新兴政治势力的崛起。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前的朔方军是维护唐朝北部边疆稳定与安全的重要保证，其显赫的地位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政权稳固与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却使其地位发生逆转。虽然肃宗在朔方军将拥戴下顺利登基，但是他吸取河北藩镇尾大不掉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利用其镇压叛军，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防忌，担心其通过平叛壮大势力，从而对中央权威和政权稳固产生威胁。朔方军发展壮大的势头被遏制，在朔方军两次大规模反抗后登峰造极，逐步走上分化瓦解之路。朔方军作为长安西北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从安史之乱后由皇家依赖的心腹力量发展为拱卫京西北的一个普通军镇。这一过程既是朝廷的刻意安排，又是情势转变的必然结果。朔方军的衰落与分化削弱了唐朝控御西北边疆的能力，原本附属于吐蕃的党项利用唐朝内政外交形势的变化和西北边防空虚的弱点，逐步成为晚唐时期对唐朝产生重大威胁的边疆民族。党项利用助唐平定黄巢起义的机会得到政治认可，奠定了宋代立国的基础。
    所以，安史之乱后朔方军地位演变的意义十分深远，不但反映了唐朝内政外交与边疆形势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折射出唐朝与西北诸族关系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更为党项的崛起、壮大并最终建立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①参见王永兴《论唐朝朔方军》，载《陈门问学丛稿》，第412～421页；王永兴《论唐代前期朔方节度》，载《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第245～320页；樊文礼《唐朔方节度使略论》，载《内蒙古大学学报》(社哲版)1988年第3期；王吉林《唐代的朔方军与神策军》，载《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第914～922；安彩凤《试论唐代朔方军的历史作用》，载《唐都学刊》1998年第2期；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吴继芬1987年的硕士论文《唐代朔方军之研究》。
    ②参见王吉林《唐代的朔方军与神策军》，载《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第914～922页。
    ③参见王永兴《论唐朔方军》，载《陈门问学丛稿》，第412～421页。
    ④参见陈勇《从仆固怀恩反唐看中唐的河朔政策》，载《文史杂志》1991年第2期，第26～27页。
    ⑤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的类型分析》，载《唐代藩镇研究》，第94～95页。
    ⑥参见《资治通鉴》卷241“元和十四年”，第7774～77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