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10年爆发拉美独立战争以来，已有整整200年。在这200年的发展进程中，拉美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领域取得了不容低估的发展。今天，巴西等国已建立了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据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拉美经委会”)统计，2007年整个拉美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6437美元，智利和墨西哥的人均GDP已分别高达9872美元和9576美元。美洲开发银行在2000年出版的题为《影响发展的非经济因素》一书中指出，在过去的40年中，如以联合国确定的“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拉美社会进步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拉美这一指数仅次于发达国家，与东亚和东欧相当接近。20世纪60年代，拉美33个国家的平均指数为0.47，发达国家为0.79。在进入21世纪时，拉美为0.76，发达国家为0.92。拉美人的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55岁上升到90年代的约71岁；婴儿死亡率从同期的106‰下降到31‰。①
    但是，拉美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美国历史学家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在其1986年出版的《简明拉丁美洲史》一书中指出：“独立后的新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努力之后，没有一个(拉美)国家能够成功地解决所有问题。”②确实，在独立战争以来的两个世纪中，拉美的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中，最突出的有以下五大难题：如何维系政治稳定，如何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提升产业结构，如何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定位，如何缓解贫富悬殊，如何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
    一、如何维系政治稳定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在拉美，“19世纪前半叶是以政治变动和不稳定为特征的”。而政局动荡的主要根源在于“考迪罗”。
    “考迪罗”最初是在独立战争期间自行组织武装力量、称雄一方的非正规军首领。他们曾为拉美的独立运动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但是，“考迪罗”并没有随独立战争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一方面，在中央掌权的“考迪罗”试图巩固和集中手中的权力，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地方上的“考迪罗”则强调本地区的特殊性，以反对中央集权为由，拒绝将一部分权力转移到政府手中。因此，在独立后的数十年时间内，在许多拉美国家，中央与地方的考迪罗之间、不同地区的考迪罗之间，经常发生武力冲突。
    墨西哥是拉美独立战争后最不稳定的拉美国家之一。在1824-1848年期间，墨西哥发生过二百多次军事政变，更换了31个总统。军事独裁者桑塔·安纳在1833-1855年期间曾6次成为墨西哥总统。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流血冲突使国民经济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困境。
    19世纪后期，随着“考迪罗”的隐退和经济的发展，拉美国家的政局渐趋稳定。与此同时，拉美的政党政治开始起步，中产阶级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重要变化为拉美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后实施工业化战略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使拉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时期，拉美却出现了军人干政的高潮。③1964年巴西发生的军事政变被认为是近代拉美军人干政的“前奏曲”④。在此后的20年时间中，一个又一个将军成为许多拉美国家的掌权者。
    直到20世纪80年代，拉美才实现了以军人“还政于民”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化。自那时以来，拉美的民主化进程稳步发展。虽然选举并不等同于民主的全部，但大部分选举都能在较为公正、公开和民主的框架内进行。即便是墨西哥民主革命党候选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这样的人，也只能被迫接受选举结果。⑤
    但是，严酷的事实表明，即使是在实现民主化之后，拉美的政局稳定依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例如，1991年9月29日，海地武装部队总司令拉塞德拉斯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里斯蒂德政权，并将他驱逐出境。后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干预之下，阿里斯蒂德才返回海地重新执政。2002年4月12日，委内瑞拉发生政变，查韦斯被迫离开总统府，两天后才被军方释放，重返总统府。2009年6月28日，洪都拉斯发生军事政变，塞拉亚总统在军人挟持下被迫离境并遭罢免。虽然大多数拉美国家和美国都谴责这一政变，美洲国家组织也进行了有力的斡旋和干预，但塞拉亚总统仍然未能回到总统府。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秘鲁已接受了2009年11月29日洪都拉斯大选的结果，但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智利、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等国则拒绝承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有15位总统因多种原因而无法完成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由此可见，拉美的政治民主仍然处在巩固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如何维系政局稳定仍然是拉美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
    拉美国家难以保持政局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军队尚未成为真正的捍卫民主的“稳定器”⑥。在欧美，文人政治家能有效地控制军队。但在拉美，军队能控制文人政治家，能左右国家的命运。其次，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从而使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处于一种对峙的状态。多个拉美国家的总统是在民众大规模示威游行中下台的。再次，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为反对派和民众的攻击提供了“炮弹”。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