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拉美的工业化模式具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2001年全球就业论坛提出：“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不仅是因为世界上很多人依靠工作而生存，它还是人们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以及为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这使得工作成为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35)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安国之策。但拉美的工业化模式却没有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明显具有资本密集型的特点。例如，在1960-1966年间，拉美的资本产出比率为4：1，即为了使产值增长1比索，需要投入4比索。(36)毫无疑问，资本密集型工业化模式必然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此相反，东亚追求的劳动力密集型外向发展模式则需要足够的劳动力，因此，东亚的就业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拉美。据统计，就制造业部门中就业的年均增长率而言，韩国为18.67％(1970-1990年)，印度尼西亚为14.35％(1974-1989年)，新加坡为11.3％(1970-1990年)，而委内瑞拉只有4.27％(1970-1984年)。(37)可见，东亚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取得的成效不是仅仅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这种“溢出效应”，而是通过扩大就业机会，使穷人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直接成为“做蛋糕”的人。
    二是拉美的税收制度不合理。赋税是政府经济的基础，而不是其他经济的基础。(38)“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39)最近几十年，尽管拉美的税收在上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拉美的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不大。拉美国家的所得税相当于GDP的比重是比较低的，这主要是因为个人所得税很低(不足1％)。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高达7.1％。此外，拉美的增值税和销售税也比较低。美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根据拉美的发展水平，所得税和财产税相当于GDP的比重应该从目前的4.5％提高到8％。他们还认为，拉美的所得税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只有巴巴多斯、伯利兹和智利等国的个人所得税率达到40％或更高。(40)
    三是受教育的机会不均。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仅影响劳动力素质，而且还影响其工资收入。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工资收入是普通劳动者的主要收入来源，一般占全部收入的80％。(41)在任何一个国家，由于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不同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同，其工资收入有明显的差距。例如，具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或管理人员总比那些文化水平低或无技术的体力劳动者获得较高的工资。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墨西哥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约为非技术工人工资的10倍。
    拉美的工资收入差距不仅存在于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而且还体现在城乡之间以及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例如，有关研究表明，在拉美，农村劳动者比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平均低28％，有些国家(如墨西哥和巴西)的差距在40％以上。(42)而正规部门中的劳动者不仅比非正规部门中的劳动者得到较高的收入，而且还能享受更为稳定的工作保障和多方面的优惠或福利。
    形成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受教育水平不同。统计调查的结果表明，在拉美，与文盲劳动者相比，一个受过6年教育的劳动者在从事第一份工作时得到的工资收入要高出50％；一个受过12年教育(相当于中学毕业)的劳动者则高出120％；受过17年教育(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劳动者则超过200％。根据2001年的统计，在阿根廷，一个受过小学教育的劳动力比文盲劳动力的工资收入高出22％，受过中学教育的劳动力的工资则比小学文化的劳动力高出40％，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则高出70％。(43)
    五、如何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
    罗伯特·索洛、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阿瑟·刘易和霍利·钱纳利等经济学家早已证明，扩大投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之一，而投资的多少与国内资本积累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
    在拉美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动荡不安的政局影响了经济发展，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国内资本积累能力。虽然殖民地时期遗留的税收体系被新的税收体系取而代之，但专业人才的缺乏和法律的不健全使新体系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此外，资本外逃现象十分严重。因此，在国内资本积累能力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为了满足新独立国家对资本的巨大需求，拉美只能在国际资本上发行公债，同时引进来自欧洲国家的资本。
    19世纪后期，政局的渐趋稳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出口贸易的扩大等积极因素为拉美国家提升其国内资本积累能力创造了条件，但这一能力依然无法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资金的巨大需求，因此，拉美国家只能继续引进大量外资。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任何一个国家，储蓄率的高低与国内资本积累能力的强弱成正比。换言之，拉美的国内资本积累能力弱，在很大程度上是储蓄率低下。而低储蓄率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第一，拉美的文化不是倡导勤俭节约，而是鼓励消费。这与儒家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人认为，阿根廷拥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结构，但其社会福利却是欧洲式的。(44)第二，高通货膨胀率打击了人们扩大储蓄的积极性。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前，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较高，存款利率实际上是负数，因此人们不愿意储蓄。第三，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长与扩大储蓄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增加储蓄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能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从而为增加储蓄创造了条件。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很难说是快速的。这就影响了劳动者收入的增加，最终导致储蓄率得不到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第四，金融市场不完善，缺乏鼓励人们储蓄的机制。第五，对金融危机的恐惧心理损害了民众的储蓄愿望。例如，2001年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后，政府规定，每人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每周不得超过250比索。第六，拉美人口的年龄不是处于高储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