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定位
    自由主义传入拉美的时间早于传入其他经济落后地区的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拉美的上层分子与欧洲大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中的许多人掌握了法语、英语或德语，可以直接阅读旧大陆的出版物。他们还经常到欧洲旅行，因而不仅亲自体验到那里的物质进步，而且还十分了解那里的思想理论界的动态。尽管“他们回到了新大陆上比较安静的首都，但仍念念不忘巴黎，遏制不住地渴望并模仿他们在欧洲所见到的一切。……上层分子对欧洲的学术思潮也同样是熟悉的。实际上，他们对埃米尔·左拉或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小说比对毫尔赫·伊沙克斯或马沙多·德阿西斯的小说更为熟悉。他们会停下来赞赏欧洲画家的油画，却忽视了他们自己同胞的油画。”(21)因此，尽管新旧大陆之间的国情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他们仍然竭力照搬在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
    欧洲的自由主义是在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在拉美，当时虽然还没有工业资产阶级，而地主阶级却在拉美社会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为了从教会、政府和土著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土地，以生产更多的面向世界市场的初级产品，地主阶级迫切需要自由主义这种理论武器。此外，他们还希望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降低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水平，通过进口较为廉价的外国产品(相对于本国产品而言)来开发市场和提高生活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的影响下，拉美国家政府的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在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由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在这一方面，墨西哥(1934年)、秘鲁(1936年)、委内瑞拉(1937年)、智利(1939年)、哥伦比亚(1940年)、阿根廷(1944年)和巴西(1952年)等国政府建立的投资开发公司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2)以智利的生产开发公司为例，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间，它的投资额相当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或全国投资总额的1/4。投资领域不仅包括制造业，而且还有农业和基础设施部门。此外，这些投资开发公司还为私人制造业提供资金、技术装备或可行性研究。
    二是由政府兴建国有企业。为了推动制造业的发展，拉美国家直接动用国家资本的力量，兴建了为数不少的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或生产面向国内市场的消费品，或生产提供给“幼稚工业”所需的多种中间产品和简单的机械设备。例如，为了发展钢铁工业，墨西哥政府于1943年拨出巨款，建立了高炉公司；为了发展机器制造业，政府又分别于1952年和1954年出资兴建了国营火车车辆制造厂和国营柴油机厂。据统计，在1940年至1975年期间，墨西哥的公共投资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接近40％，1973年曾高达45.6％，其中一半以上的投资进入工业和基础设施。(23)
    三是对价格体系、金融体系、汇率和劳动力市场进行有力的干预。例如，在几乎所有拉美国家，企业和商店在确定多种商品的价格时必须服从政府的行政命令。银行的利率以及信贷的流向也必须听从政府的安排，从而使所谓“金融压抑”现象变得司空见惯。汇率的波动不是取决于市场的供求状况，而是由政府操控。劳动力市场也因政府干预而呈现出较强的刚性。
    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拉美国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通过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政府在国民经济中的“生产者”作用被大大削弱。不仅如此，一些拉美国家的政府还为了改善公共财政状况而减少在社会发展领域的投资，从而使社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然而，私有化不会自然而然地创造出一个高效而廉洁的好政府，而“良好的政府不是奢侈品。它是发展所必需的。……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24)美国经济学家曼昆认为：“一个社会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政府所选择的公共政策。”(25)墨西哥前外交部长卡斯塔涅达将拉美国家的政府说成是“没有责任心”、“缺乏民主”和“无能”(26)。这一评价显然言过其实。但是不容否认，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拉美国家在处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时，经常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拉美国家决策者认识到以下几点：第一，在提供基础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方面，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能单纯地为了削减财政开支而压缩用于社会发展方面的经费；第二，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不是一种替代关系；第三，私有化不是解决拉美经济中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亚当·斯密推崇的“看不见的手”有时也会成为“看不见的拳头”，使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私人资本受害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