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极阴生阳：阴阳灾异思想中的火灾 火作为五行之一，与传统阴阳灾异思想紧密相连，这也是唐代及其以前古人看待火灾主要的思想和知识来源。现代概念中的火灾，在当时也因此被分为“火”(人为)和“灾”(天灾)两种，并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尤其是后者，代表天意，被视为上天对君主的警诫。如果检索正史五行志，就可发现，“灾”要比“火”多得多。下面我们从阴阳灾异说的内在逻辑剖析，为何火灾会给武则天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乃至动摇了武则天以佛教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方针。 目前所见对火灾的政治含义阐述得最清楚的是《汉书·五行志》。其陈述博杂董仲舒、刘向、刘歆、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等人不同说法，其立论基础是阴阳五行说的五行五纪庶徵，将火灾归属五行之“火”。其基本原则是火灾的发生与政治秩序以及后宫秩序密切相关，所谓“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13)将火灾的起因归结于君主不遵天道而行，是一个基本逻辑，比如《新唐书·五行志》引京房《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盛火数起，燔宫室”，“君不思道，天火燔其宫室”。(14)从这个逻辑出发，火灾的发生，则是上天对君主的警告，同时也是对未来灾祸的预兆。唐初萨守真所撰《天地瑞祥志》代表了当时人们对火灾的基本看法： 《高僧惠力传》曰，晋孝武大元廿一年七月，天火燔寺。帝曰，此国不祥之相也。萨守真注曰：“守以为九月帝崩也。”(15) 显然，萨守真认为，晋孝武帝时发生的这场火灾，是国家的不祥之兆，后来孝武帝的驾崩，正是这一不祥火灾预兆的内容。萨守真又论道： 后《魏书》曰，出帝永熙三年，永宁寺九层灾时，人皆曰佛国飞入东海，则  魏衰，大齐更兴也。梁大同十二年四月中，同秦寺灾后三年，武帝崩。唐武德七年七月中，禅定寺灾，后三年，泰(秦)王立事。(16)在这段记载中，萨守真为我们补充了新的信息，这些信息不见于其他任何文献的记载，比如长安禅定寺于武德七年发生火灾。总体来说，他认为永熙三年(534)洛阳永宁寺的大火，预示着北魏的衰落和北齐的兴起；南朝梁大同十二年(546)同秦寺的大火，预兆着梁武帝在三年以后的驾崩。最后一个例子，萨守真列举了一个本朝的例子：武德七年(624)七月中，长安禅定寺(17)发生大火，三年以后，也就是武德九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取了皇位。原文所谓“泰王”，当为“秦王”，从年号和时代，以及禅定寺的佐证，都可证明，萨守真讨论的是玄武门之变。值得注意的是，玄武门之变的时间是公元626年，而萨守真撰成《天地瑞祥志》的时间，则是麟德三年(666)。(18)此时在位的正是秦王李世民的儿子高宗李治。萨守真撰《天地瑞祥志》也是奉令而行，此书是政治资助下的产物。萨守真显然对发生在唐都长安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把公元624年的禅定寺火灾解释成秦王李世民公元626年发动政变上台的征兆。这正符合《天地瑞祥志》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宗旨，它将李世民的上台解释为上天的意志，大火是君权更替的征兆。通过这样的表述，萨守真将李世民的上台合法化，进而也就论证了当时君主唐高宗的统治正当性。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这显然是灾异祥瑞化的处理方式，火灾虽是灾异，但是它是革命的符征，是对旧有统治秩序的否定，对一个政治集团是灾异，对其敌人却是祥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火灾是对君主不利的征兆。尤其是发生在皇宫、王宫、陵寝等地点的火灾，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这也是为什么文献记载的火灾分布极不均匀，主要集中于京城，而对乡村邑落少有提及。在天人感应和谶纬体系中，火灾都占有重要位置，因此发生在宫闼陵寝地点的火灾因其特殊意义而被人更多地留意。在火灾发生之后，心怀警惕的君主往往要作出修德禳灾的动作，比如素服、避正殿、告祠帝陵、下罪己诏、赦天下、放宫女回家、诏群臣上封事提意见等等。比如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鹤馆灾，汉元帝下诏云：“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朕战栗恐惧。不烛变异，咎在朕躬。群司又未肯极言朕过，以至于斯，将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阨，无以相振，加以烦扰虖苛吏，拘牵乎微文，不得永终性命，朕甚闵焉。其赦天下。”(19)此类记载非常丰富，直到唐代，因火灾而采取应对举措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比如玄宗天宝九载(750)因为久旱、西岳庙灾而停封西岳。(20) 在阴阳五行的知识逻辑中，火灾不是单独存在的，它跟星象、卦象、风动、梦境都有密切关联，共同构成了一个天人感应的政治思想体系。比如班固《汉书》记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荧惑守舆鬼。占曰：“为火变，有丧。”这一年高园有火灾，窦太后崩。(21)这种一事、一占、一验的叙述方式，正体现了班固及其同时代人的普遍认识。荧惑也就是火星，被认为是火精，往往跟火灾连在一起。(22)比如占星家巫咸也认为：“荧惑守参，多火灾。”(23)《隋书·天文志》云： 梁武帝天监元年八月壬寅，荧惑守南斗。占曰：“籴贵，五谷不成，大旱，多火灾，吴、越有忧，宰相死。”(24) 除了荧惑之外，其他星象也跟火灾有关，比如巫咸曰：“水见翼，多火灾。”石氏曰：“为旱。”“辰守奎，多水火灾，亦为旱。”(25)彗星，因为多与革命有关，所以自然也跟火灾联系在一起。《汉书》文颖注云：“大法，孛、彗星多为除旧布新，火灾，长星多为兵革事。”(26)月占中也有预测火灾的内容，比如《宋书·天文志》记载：月犯楗闭，则预示着“天子崩，又为火灾”。(27) 对武则天来说，火灾造成的政治破坏，更加直接的来自于火灾成因的阴阳解释说。在这种解释中，火灾虽是阳，但却是由极阴而导致——这就直接挑战了武则天以女身称帝的政治合法性。对这种理论阐发最清楚的是董仲舒： 董仲舒以为陈夏征舒杀君，楚严王托欲为陈讨贼，陈国辟门而待之，至因灭陈。陈臣子尤毒恨甚，极阴生阳，故致火灾。(28) 在董仲舒看来，之所以陈国发生火灾，原因在于陈国臣子“尤毒恨甚，极阴生阳”——阴毒到了极致，反而产生阳火。董仲舒并非唯一持这一看法的人，实际上，这种观念贯穿了中古时代的始终。比如京房《易传》曰：“上缘求妃兹谓僭，其旱三月大温亡云。居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其旱万物根死，数有火灾。”(29)汉代翼奉的奏章中说： 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盛，不亦宜乎! 臣又闻未央、建章、甘泉宫才人各以百数，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园，其已御见者，臣子不敢有言，虽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诸侯王园，与其后宫，宜为设员，出其过制者，此损阴气应天救邪之道也。今异至不应，灾将随之。其法大水，极阴生阳，反为大旱，甚则有火灾，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财察。(30) 翼奉是汉代著名经学家，好律历阴阳之占。他认为，外戚篡权，阴气过盛，而且未央、建章、甘泉等宫各自有数百名女子(才人)得不到宠幸，应该减损这些“阴气”，如果不这样的话，会“极阴生阳，反为大旱，甚则有火灾”——这也是为什么君主在火灾之后释放宫女回家的一个思想背景。凑巧的是，第二年夏四月乙未，果然发生了火灾，“孝武园白鹤馆灾”，翼奉认为这正是自己所预测的那样，于是又上疏云： 臣前上五际地震之效，曰极阴生阳，恐有火灾。不合明听，未见省答，臣窃内不自信。今白鹤馆以四月乙未，时加于卯，月宿亢灾，与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胜拳拳，愿复赐间，卒其终始。(31) “极阴生阳”导致火灾，往往被解释为对君主权力的挑战，比如臣下欺凌君上，则是阴胜阳阴胜阳，就会导致火灾。比如沈约在《宋书·五行志》解释火灾云： 晋孝怀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阳火，死者三千余人。是时王如自号大将军、司雍二州牧，众四五万，攻略郡县，以为己邑。都督力屈，婴城自守，贼遂攻逼襄阳。此下陵上，阳失节，火灾出也。 《宋书》又还举例说明这一理论云： 晋明帝太宁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时王敦威侮朝廷，多行无礼，内外臣下，咸怀怨毒。极阴生阳，故有火灾。与董仲舒说《春秋》陈火同事也。(32) 根据沈约的解释，臣下挑战君主权威，则属于极阴生阳，阳失节，这样的话，火灾就会发生。 武则天既是外戚，又是女身，代表的是阴气，而她篡夺李唐皇位，在忠于李唐的人们看来严重属于以下犯上、以阴欺阳，极阴而生阳。不难揣测，不论是总体的阴阳灾异思想，还是细节到“极阴生阳”的具体观点，都对武则天不利。明堂大火给武则天带来的政治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