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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厌胜之道：“建章故事”与明堂重建 武则天君臣面对明堂大火时，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他们能够想到的，除了佛教，最直接的就是中国本土的阴阳灾异学说。所以武则天听从了姚璹的建议，不但没有辍朝思过，反而登上端门，大摆宴席。这其实也是一种厌胜之术，正如前文所引，刘承庆明确说，这是一种冲喜的做法，目的是“以欢事遏之(灾祸)”。 在官方史书里，已经确定无疑将武则天的面首薛怀义当作了放火的罪魁祸首——尽管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而且破绽百出。后代的史家，比如司马光，也都接受了唐朝国史的说法，认为薛怀义是凶手：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怀义作夹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怀义颇厌入宫，多居白马寺，所度力士为僧者满千人，时御医沈南亦得幸于太后，怀义心愠，是夕，密烧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昼，比明皆尽，暴风裂血像为数百段。(45) 假设我们完全采信薛怀义是放火凶手的说法，就得解释，为什么还要重新修建明堂，依然让薛怀义负责。很多学者的解释，依然沿着宫闱丑闻的思路进行敷衍。他们认为，之所以还要重建明堂，让薛怀义负责，是因为要掩盖薛怀义放火以及他和武则天的丑闻。(46)实际上，这种解释完全站不住脚。明堂大火可以说是武则天面对的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足以让她改变之前采用佛教弥勒信仰进行政治宣传的政策，回归中国本土传统。在这么重要的事件面前，用简单的宫闱丑闻是无法解释的。 其实，武则天重建明堂的思想动机，在史书中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只不过之前往往被学界忽略。我们再看《旧唐书·五行志》的记载： 宰相姚璹……乃劝则天御端门观酺，引建章故事，令薛怀义重造明堂以厌胜之。(46) 这里所说的“建章故事”，指的是汉武帝时期发生火灾采取的做法。《汉书·郊祀志》记载： 上(汉武帝)还，以柏梁灾故，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粤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47) 根据这段记载可知，汉武帝时，柏梁台发生火灾。太初元年(前104)武帝修建建章宫，乃是依据越巫勇的建议——即火灾之后，要建比烧毁的更加雄伟的建筑，加以厌胜，这是一种防火的术数作法。类似的厌火巫术在后代仍以不同形式存在，某些因素可能受到汉代建筑形式的直接影响。宋代张师正《倦游杂录》“飞鱼易名鸱吻”条云：“汉以宫殿多灾，术者言，天上有鱼尾星，易为其象，冠于屋，以禳之。今亦有。唐以来，寺观旧殿宇，尚有为飞鱼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时易名为鸱吻，状亦不类鱼尾。”(48)唐代建筑多有鸱吻，比如“开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雷震兴教门两鸱吻，栏槛及柱灾”，(49)这明显也是阴阳灾异的思想在作怪。 所以，武则天重建明堂，规模绝不能比之前的明堂小： 则天寻令依旧规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上施宝凤。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绕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天册万岁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号为通天宫。四月朔日，又行亲享之礼，大赦，改元为万岁通天。翼日，则天御通天宫之端康殿，命有司读时令，布政于群后。(50) 虽然，武则天并未如官方史书记载或者暗示的那样，完全屈服于本土的阴阳灾异说的挑战，并且在许多方面，比如摆宴席、将大火解释为人为、重建明堂，都是力图为自己开拓政治责任。但是这次火灾造成的挑战确实非常严重，迫使她重新思考武周政权依据的政治理论。可以说，明堂大火是武则天从严重偏向佛教意识形态，开始向中国本土传统复归的关键——这是武则天政策转向的重要原因。提倡弥勒下生为武则天造势的薛怀义被杀，也需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进行重新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