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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明堂大火与武则天的政策转向 因为火灾代表的政治意涵，所以操弄火灾影响政治也是政治集团的一种常见手段。比如代宗永泰(765)初，赵涓为监察御史，据《旧唐书》记载： 时禁中失火，烧屋室数十间，火发处与东宫稍近，代宗深疑之，涓为巡使，俾令即讯。涓周历壖囿，按据迹状，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推鞫明审，颇尽事情。既奏，代宗称赏焉。德宗时在东宫，常感涓之究理详细。(5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略稿》将此视为德宗为太子时，皇位继承权不固定之证。(52)我们虽然无法得知武则天明堂大火，是否是忠于李唐的势力刻意放火，抑或是偶然发生，但是无论如何，其酿成的后果，对政治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堂大火之后，武则天及其大臣努力从两方面化解这次灾异带来的政治压力。第一是利用当时正在努力提倡的佛教，尤其是弥勒下生信仰。除了前文提到的宰相姚璹之外，通事舍人逢敏也奏称，“当弥勒初成佛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54)这种解释把明堂火灾解释成弥勒成佛的符瑞或者必经的程序。第二种是在中国本土的阴阳祥瑞思想里，试图把火灾祥瑞化。除了姚璹之外，左史张鼎上奏说，“今既火流王屋，弥显大周之祥”。(55)所谓“火流王屋”，是指周武王伐纣，观兵于孟津，“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56)周朝是火德，赤乌为其祥瑞。而武则天建立的也是“周朝”，尊崇周代，所以张鼎试图把明堂大火解释成像周武王东征时发生的“火流王屋”那样的祥瑞，化解这次火灾的灾异色彩。 但是实际上这是很难办到的。第一，明堂的意义太过重大，而火灾造成的损失又是极其严重；第二，火灾为灾异的观点深入人心，有关论述非常丰富，而弥勒下生之说以及灾异祥瑞化的说法牵强附会，难以服众。尽管武则天在上述两个方面进行了补救，但是实际上武周政权的合法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一次重创。不管武则天愿不愿意，她也只能一方面强硬维护自己的权威，一方面不得不放低身段，作出妥协。所以在火灾过了五天之后，也就是庚子日，武则天“以明堂灾告庙，手诏责躬，令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极言正谏”。(57) 明堂火灾之后，武则天明显从佛教转向本土意识，往华夏传统复归。二月甲子日，也就是大火发生后不久，武则天去掉了自己头上带有强烈弥勒下生色彩的“慈氏越古”尊号。武则天取消“慈氏越古”之号，正是对薛怀义鼓吹的武则天是弥勒下生说的抛弃。到了九月，武则天亲祀南郊，加尊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等于是把本土的天命说和外来的转轮王信仰融合在一起，加诸一身。(58)虽然武则天任命薛怀义重建明堂，但是后者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日益变成政治包袱。695年2月，主持重建明堂、天堂的薛怀义被杀，工程停止；3月份，工程做了改造，更名通天宫，696年完成。新的建筑最显著的不同，是在庭中安置九鼎。“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59)九鼎是在薛怀义被杀之后增加的，之前并无此类设置。九鼎是带有强烈儒家政治纪念碑性的礼器。正如 Riccardo Fracasso所论，694年之后的大火后，武则天急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因此采用了铸九鼎的方法。之前是佛教的意识形态，武则天希望通过回归到夏商周三代，迎合民族主义者和反佛者的口味。(60) 实际上，武则天完全依赖佛教意识形态治国的办法，遭到越来越多大臣的反对。刘承庆已经在奏章中明确提出，希望武则天不要太过崇信佛教： 臣愚以为火发既先从麻主，后及总章，意将所营佛舍，恐劳而无益。但崇其教，即是津梁，何假绀宫，方存汲引?既僻在明堂之后，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构崇大，功多难毕。立像弘法，本拟利益黎元；伤财役人，却且烦劳家国。(61) 而且，武则天对于佛教并未达到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也非常失望。这一点从下面这个例子可以清晰看出： 先是，河内老尼昼食一麻一米，夜则烹宰宴乐，畜弟子百余人，淫秽靡所不为。武什方自言能合长年药，太后遣乘驿于岭南采药。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还河内，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发其奸者，太后乃复召尼还麟趾寺，弟子毕集，敕给使掩捕，尽获之，皆没为官婢。什方还，至偃师，闻事露，自绞死。(62)从某种意义上说，薛怀义的命运和上述河内老尼及其弟子的命运是一样的，都是因为明堂大火中佛教无法化解给武则天带来的政治压力而遭到抛弃。武则天之后展开的封禅嵩山，也已经带有明显的本土色彩。不论是九鼎，还是封禅，都不是佛教政治理论的内容，而是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操作手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