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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郭孔延的“义理史学”思想 “义理史学”，又称“理学化史学”，是以理学为指导思想的一种史学流派。“义理史学”肇端于北宋初期，历南宋、元，迄于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流地位。明中叶以后，博古考信、史学经世等思潮逐渐兴起，但是“义理史学”仍居主流。郭孔延生于万历二年，受此学风熏染，也有着浓厚的“义理史学”思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注重褒贬，推崇《纲目》 朱熹是“义理史学”之集大成者，其所撰《通鉴纲目》刻意模仿《春秋》书法，注重褒贬，成为“义理史学”的典范之作。因此，注重褒贬，推崇《纲目》，就成为“义理史学”的一项重要表征。郭孔延十分注重史学的褒贬功能，认为：“史臣论赞，正以寓褒贬，定功罪。”[2](P43)但在传统社会，史权作为一项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终极价值评判，褒贬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其功能效用，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史臣之心术，所以郭孔延又提出：“夫褒贬其易言哉!无瑕之口可以戮人，佞人不可执笔。”[2](P13)即认为并非所有史臣都可以行使此项权力。郭孔延将史臣分为君子、小人两类，指出：“君子而史也，是谓无瑕之口，监空衡平，毕照忠佞；小人而史也，是谓佞人之笔，口鸣铎喧，何益理乱，故所系人国非浅细也。”[2](P219)可以看出，郭孔延认为只有君子才能正确发挥史学的褒贬功能。并且，郭孔延还曾明确宣示：“左、马而下，若温公之《通鉴》、朱子之《纲目》，其庶几君子矣。”[2](P43)尤其是朱熹所著《通鉴纲目》，郭氏更是极尽颂扬之能事，认为：“《春秋》惟褒贬严也，故乱贼惧。马迁《史记》，帝纪法《春秋》而亡褒贬；朱子《纲目》，法《春秋》而有褒贬，而惜子玄未之见也。”[2](P13)将《纲目》与《春秋》比肩，视为《春秋》之下的又一圣史。郭孔延对于《纲目》可谓推崇备至，而究其原因，正在于蕴含其中的褒贬精神。 2.重视探讨正统论 正统论所探讨的是王朝政治权力递传秩序的合法性问题，后被引入史学，成为史书编纂的一个重要指导理念。正统论在宋代以前虽然也有学者作过探讨，但尚处于萌发阶段；“义理史学”兴起之后，正统论才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可以说，重视探讨正统论，也是“义理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郭孔延对正统论也极为重视，在《评释》中多有涉及，兹略举两例。 刘知几在《史通·编次》篇中指斥班固不应于平帝以后全用王莽年号纪事，批评范晔《后汉书》未将刘玄列入本纪。这一观点其实首发于东汉张衡[3](《张衡列传》)，刘知几系在其基础上加以申论，此后历代史家便论争不休。郭孔延也曾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其言曰：“莽弑平帝，在孺子婴改元居摄业已二年，又改初始元而莽始篡。以婴未成君，政由莽出而不纪之，亦当附平末，奈何入莽传中?此班抑子婴之过也。更始诛莽，建元二载，厥功甚巨，而降于赤眉，身死贼手，辱亦不细，《史通》乃谓兄亡弟及，当为作纪，此又子玄扬更始之过也。”[2](P51)正统论折射到纪传体史书中，主要反映在体例处理上，尤其是本纪归属。本纪作为纪传体之纲，藉以为纪年之用，与爵位无关，而后世史家却误将本纪视为帝王专属。因此，本纪的设立便与正统论相结合，本纪之归属即为正统之所在。郭孔延汲汲于辨析孺子婴与刘玄是否该立本纪，正是缘于正统论思想的支配。 本纪归属之外，分裂割据时代主权之系属也为正统论所瞩目的重要内容，其中由《三国志》所引发的魏蜀正统论争尤为引人关注。刘知几主张仿《通史》之例将蜀汉设为“世家”，而郭孔延则认为：“惟益本汉主，而訾为伪蜀，本承统而抑为家，《通史》、《史通》、《通鉴》俱属未通。《纲目》帝蜀，其名始正。”[2](P26)魏蜀正统之争在中国史学史上聚讼不已，帝魏帝蜀，与时势密切相关。郭孔延推尊朱熹，将正统归于蜀，其是非得失暂且不论，但由此即足可看出郭孔延对正统论的重视，并可判定他所持有的“义理史学”思想。 3.重视史论，以严格的伦理标准衡量历史人物 所谓史论，是就历史上的人物以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而加以评论③。重视史论，是“义理史学”的又一表征，而明代尤甚。诚如四库馆臣所言：“明代史论至多，大抵皆八比余功，偶检《纲鉴》数纸，即妄以臆说翻案，徒侈游谈。”[4](P755)“这些史论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故作翻案文章，惊世骇俗，哗众取宠；二是借论史大掉八股文书袋，意在文章抑扬顿挫而不在史事是非曲直；三是以更严格的封建伦理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事件，这一类史论占的比重极大。”[5]郭孔延的史论即属于第三类，注重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例如他在评论李延寿所撰《南史》、《北史》时指出：“若李延寿《南》、《北》史，简整明饬，承祚之亚，而文采或过之，温公服膺似矣。第大义未明，诸目未备，不立逆臣传而尔朱荣、尔朱兆、张衡弑主之贼竟尔漏网；不立忠臣传而尉迟迥、王谦、元瑾、荀济勤王之义遂同埋玉。”[2](P19)郭孔延对李延寿大加批判，原因即在于其所设立之类传名目不完备，无法统属历史人物。纪传体中类传的设立，原是为反映不同时代所特有之历史现象，如《党锢列传》、《阉党传》、《流贼传》等。而郭孔延所预设的类传名目，如《逆臣传》、《忠臣传》，却具有浓厚的道德评判色彩，其目的在于依据儒家伦理裁量历史人物。这种滥立传目的观点遭到后世史家的强烈批驳，如钱大昕曾言：“史家之病，在乎多立名目。名目既多，则去取出入必有不得其平者。”[6](P202)邵晋涵也认为：“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多立名目奚为乎!”[7](P574)钱、邵二人反对多设类传，乃是汉学家“实事求是”治学理念的反映，而郭孔延以道德评判为出发点而主张多设类传，正是其“义理史学”思想的折射。 综上所述，郭孔延十分强调史学的褒贬功能，在对《史通》进行评论时，其对象主要指向其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藉以抒发自己的正统论观点，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郭孔延此种倾向，无疑偏离了刘知几“实录史学”的主旨。但对经典文本进行诠释，必然会受到时代学术思潮之影响。郭孔延身处“义理史学”风行之明代中后期，在对《史通》进行评论时透露出浓厚的义理化倾向，正是时代思潮的折射，故不应对其加以苛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