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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郭孔延对史学编纂议题的阐发 葛兆光观察到，嘉靖、隆庚、万历年间出现了一股维护史学客观性、严肃性的思潮，“而其形式则表现为对史书的批评与考证”[5]。钱茂伟也曾指出，在明代中叶史学转型过程中，史学理论的重建工作受到了重视[8]。诚如两位先生所言，明代中后期，史学理论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涌现出大批研究成果，如胡应麟《史书占毕》、李梦阳《论史答王监察书》、瞿景淳《古今史学得失论》、梁梦龙《史要编》、卜大有《史学要义》等。《史通》研究热潮的兴起即是史学理论受到重视的表征，而研究者在对《史通》文本进行评释时，又必然会对蕴含其中的史学理论问题加以阐发，二者互为表里。郭孔延在《评释》中也有多处论述史学编纂的理论议题。 1.编年、纪传优劣论 作为我国历史编纂学上最重要的两种史书体裁，编年、纪传二体优劣之争其来有自。刘知几曾分别总结二体的优劣短长，于《史通·二体》篇中指出：“考兹胜负，互有得失。”可谓持平之论。而郭孔延则认为：“史之题目，当以编年为正。一年之内，主臣华夷，诸事毕载，何其简其晰也。《春秋》孔经，《左传》为上；其次朱子《纲目》，纲法经，目法传；又其次司马文正《资治通鉴》，皆题目之正者。编年之体，坏于子长，自兹以后，滥觞逾甚，昔人谓之整齐故事，良有以也。即欲如《史记》体，当以《新唐书》为正。”[2](P46)郭孔延认为编年体史书具有“简、晰”的优点，而纪传体仅能“整齐故事”，所以编纂史书必须首选编年体，若不得已使用纪传体，也必须模仿《新唐书》，采用“春秋笔法”。郭孔延“编年优于纪传”之观点有失公允自不待言，但这恰恰折射出了其所持有之“义理史学”思想。《春秋》作为儒家经典，又是最早的史书，其编年形制便因而被“义理史学”奉为圭臬。刘咸炘先生曾言：“优编年者大抵亢经媚古之儒，以繁为纪传罪，其言多偏曲。”[9](P428)可以说，推崇编年、贬低纪传是“义理史学”的普遍倾向。 2.班、马优劣论 自《汉书》问世以后，班、马优劣问题随即被提出，众多学者都曾参与其中，如王充、傅玄、张辅、刘知几、郑樵、倪思、王若虚、胡应麟、凌稚隆、许相卿、徐乾学、浦起龙等。作为传统史学的一项重要议题，班、马优劣比较在不同的时期评判标准、主流倾向各有不同。就明代而言，学者多从文学角度加以评点，而郭孔延之评价班、马优劣则主要从史学角度着眼，其言曰：“子玄于《史记》有贬词，于《汉书》加伟称，优固于迁，似矣。……以愚论之，迁辟创业，固辟守成，创业纷乱，势难精密，守成太平，更易寻讨，此可以知迁固之优劣矣。”[2](P20)司马迁撰著《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创举，但由于体例不够严密，也招致不少非议，如班彪就曾批评《史记》“细意委曲，条例不经”[3](《班彪列传》)，刘知几也于《史通·世家》篇中认为司马迁“名实无准”。郭孔延则一反前人论点，设身处地地为司马迁加以辩护。他从创业、守成难易之不同，认为司马迁优于班固。这一观点也得到后世学者的认同，如赵翼认为：“司马迁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不知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而语耳。”[10](P3)郭孔延从纪传体开创角度评价司马迁优于班固，洵为不刊之论，但认为刘知几“优固于迁”，却不符合刘知几本意，因为“刘知几对《史》、《汉》两家的评论是互有褒贬的，并无扬此抑彼之意，无法得出尊班抑马的结论”[11]。 3.反对另立“制册章表书”体例 刘知几鉴于纪传体史书中广载诏令、文辞，极为繁冗，因此于《史通·载言》篇中建议设立“书”部，主张“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对此，郭孔延评论道：“另立制册章表书，为目甚新，为体亦异，第云以类区别，又似一部类书文选，不似史体，故数千年来无遵此目。不若仍旧王言入纪，臣言入传，三章之约载于《高纪》，反骚之文编于《雄传》，更为妥焉。”[12](P23)郭孔延从史体角度着眼，认为纪传体中设立“制册章表书”，会使史书变为文集，因此持反对态度。这也得到浦起龙的认可：“且使此策果立，几与挚虞流别同科。即刘于《载文篇》亦言非复史书，更成文集，不且自矛乎?况乎后世，著述如林，弥滋轇轕矣。此论不可行。”[12](P32) 刘知几主张于纪传体史书中另立一“书部”，体现了一种不墨守陈规、勇于变革的创新精神，并确实有其合理性，而郭孔延、浦起龙俱以“总集”为忧，持反对态度，则有失偏颇。史书中收录诏令文辞，选取标准自然与文学不同，关键在于史家具体如何采择。并且刘知几这一主张，纪传体史书虽未遵从，但并非没有受其影响。张舜徽先生就曾指出：“后世若《唐文粹》、《宋文鉴》以及明清《经世文编》之类，皆足为史传羽翼。溯厥体例，盖皆本知几斯议而稍变通以为之者也。”(P362) 明代中后期，在史学理论受到重视的背景下，郭孔延藉由对《史通》的评论，阐述了自己对多个史学理论议题的看法。除上述所论几点之外，郭孔延对史学批评问题也曾作过阐发，指出：“史之优劣，一曰好恶有公私，私者劣；一曰书事有真伪，伪者劣；三曰义例有精疏，疏者劣；四曰笔力有整庞，庞者劣。字之烦简，未足以定优劣也。”[2](P201)郭孔延提出评判史书优劣，应从史家立场、史事考核、体例精疏、文字烦简四个方面加以审核，这是继吴缜所提“事实、褒贬、文采”三项范畴之后[14](P621)，对史书批评标准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