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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通评释》的评价与影响 郭孔延《史通评释》问世之后，学者褒贬不一，如黄叔琳贬之曰“援引踳驳，枝蔓无益，又疏于考订，每多纰缪”[15](P435)；四库馆臣认为“孔延所释，较有引据，而所征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颇有舛漏”[4](P757)，半毁半誉；李慈铭则认为郭氏是书“所附诸评，亦多佳者”[16](P555)。以笔者之见，《评释》之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促进了《史通》的传布 上文已经指出，《史通》所引典故甚多，学者籀读非易，而陆深、张之象、张鼎思所刊刻者仅为校本，没有注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通》的传布。《评释》的问世，则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状况。清初学者黄叔琳曾观察到：“《史通》旧鲜训释，惟延年所注盛行书塾。”[15](P435)从黄叔琳所述可以看出，《评释》作为《史通》注释本已逐渐取代校本，且突破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范围而盛行于书塾等底层文化圈。可见，《评释》极大地促进了《史通》的传布。 2.在体例编纂与内容编排上，成为《史通》注本典范 郭孔延撰著《评释》，曾自订8条凡例，十分严谨；内容上则包括校勘、注释、评论，极其详赡。其后注释《史通》者，如王惟俭、黄叔琳、浦起龙等，体例与内容均未超出郭孔延之范围。平情论之，《评释》也确有不足之处，后人所批评者如注释冗杂枝蔓、引书不注出处、考证亦有舛误等，皆非虚妄。但《评释》作为第一本《史通》注本，舛误在所难免，且引书不注出处，乃明代学者普遍风气，不能对其加以苛责。诚如台湾学者李纪祥所言：“大致上看来郭本作为一个评释本已经成型，日后浦本的型式大体已奠基于郭本。”[17]总之，《评释》凭借其体例之严谨、内容之详赡，成为《史通》注本的典范。 3.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就《史通》本书之不同篇章，相互参照，指示其抵牾。如关于纪传体中“表”的功用，刘知几在《表历》、《杂说》两篇中的观点存在明显的矛盾和歧异，郭孔延对此评论道：“一褒一贬，令人何所适从?”[2](P31)其次，参考唐前典籍，探究刘氏观点之渊源。如刘知几在探讨纪传体中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时，曾对司马迁大加指摘，而郭孔延指出：“第史迁之失，叔皮、章怀曾难之矣。子玄本纪、世家、列传三篇，尤羽黜胜，皆本彪、贤，然不序及二子，猥以己意排击，贪天之功，掠人之美。”[2](P27)揭示出刘知几观点源于班彪、李贤之情实。最后，征求唐后书籍，分析刘氏观点之影响。如刘知几曾在《史通·书志》篇中建议设立“氏族志”、“都邑志”，其后，郑樵所著《通志·二十略》中即有《氏族略》、《都邑略》。对此，郭孔延指出：“至宋郑夹漈《通志略》独详氏族、都邑，岂读《史通》而兴起邪?”[2](P39)揭示出刘知几观点对郑樵的影响。诸如此类，后世学者在研治《史通》时，亦多所采信。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宋、元时期的长期沉寂之后，《史通》在明代中后期被重新发现，出现了多种刻本。然《评释》作为第一部《史通》注释本，其精审虽然不及《史通通释》，但开创之功意义尤巨，理应得到学界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