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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代墓前设施的完备 墓祀之风行必然带来对墓地与墓前设施的重视。就汉代社会而言，墓上设施主要有封土(坟丘)、墓碑、祠堂、墓阙、人物及动物雕像、树木等。 (1)坟丘 先秦时期的葬俗主要是“墓而不坟”(40)。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开始出现了一些坟冢，但只限于某些地区的部分墓葬。真正打破“不封不树”现象并普遍实行墓上筑坟丘的是汉代。汉代人上自天子、达官贵人，下至一般平民百姓，其墓上皆立坟丘，只是因其墓主或其遗族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同而呈现出规模及形制的差别。如《汉律》曰：“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41)北京大葆台西汉广阳顷王与王后墓、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的封土高度与《汉律》之“列侯坟高四丈”的规定大体接近。《汉书·朱云传》云：“(朱)云年七十余，终于家。……遗言以身服敛，棺周于身，土周于椁，为丈五坟，葬平陵东郭外。”(42)其临死前遗言，要子孙“为丈五坟”，即坟高度为一丈五尺。孔广森云：“自以废为庶人，从庶人之制也。”(43)这大概是一般庶民的坟高。当时崇尚厚葬，所以君臣上下都竞相起造大坟，“积土成山”，远远超出汉律的规定。王符说，东汉时期“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造起大冢……崇侈上僭”(44)，以至于“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达”(45)；“国资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技巧费于窀穸”(46)。 (2)墓碑 碑，先秦时期即有之。大致有三种：一是立于宫、庙门前用以识日影的石头。《仪礼·聘礼》：“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47)二是竖在宗庙大门口内系牲口的石头。《礼记·祭义》：“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郑玄注：“丽犹系也。”(48)三是用以引棺木入墓穴的设施，先用木柱，后改用石。《礼记·檀弓下》：“公室视丰碑。”郑玄注：“丰碑，斲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郭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繂绕。”孔颖达疏：“下棺以繂绕者，繂即绋也。以绋之一头系棺缄，以一头绕鹿卢。”(49)汉代之墓碑即源于此。刘熙《释名》曰： 碑，被也。此本王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50) 刘熙认为，汉碑用途有二：一是延续先秦的功能，继续用以引棺入墓。《后汉书·礼仪志下》载，天子葬时，要“中黄门、虎贲各二十人执绋”(51)。《后汉书·范式传》记范式与张劭友善，劭死，“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52)。此所执之绋就是牵引棺木之大绳。二是立于墓前，其上刻文，记死者生平功德。正如蔡邕《郡掾吏张玄祠堂碑》所言：“乃于是立祠堂，假碑勒铭，式明令德，以示乎后。”(53) 汉碑之实物至今仍有不少遗存，我们可以窥其大概面貌。汉碑碑额上大都有一圆孔，即穿；碑首多作圭形或圆形，碑趺多为方形。汉碑朴实无华，一般没有饰纹，只是个别的在碑首部分简单地刻有龙纹或四神图像，其中的四神图像多出现在不甚富裕的平民墓碑上。汉代碑文的书写方式与后代不同。其字体一般是碑额用篆书，碑文用隶书。其碑阳往往刻有墓主的姓名、籍贯、死亡日期、族系以及生平功绩；碑阴大多是门生故吏、撰书人及石匠的题名，有的刻录家族世系或刻建墓碑所资助的钱数，等等。至唐代开始，才在碑阴作题记等文字。(54)例如，现存于济宁市汉碑室的《北海相景君碑》，碑高220厘米，宽79厘米，厚18厘米，东汉汉安二年(143年)立。碑额圭形，有穿，篆书额题；碑阳行文17行，行33字，记述死者景君氏的生平功德；碑阴刻故吏姓名。(55)20世纪70年代在天津武清县发现的《鲜于璜碑》，全称为《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此碑立于延熹八年(165年)，碑体上尖下方，呈圭形；碑首有穿，其上刻有四神图像；碑趺为长方覆斗形；碑额为篆书，碑文为隶书。碑阳详细地介绍了鲜于璜的生平简历以及死亡时间，碑阴记录了其族系人物，共12人。(56) 汉代立碑者，多为达官贵人或豪族大姓，也有一般乡村百姓。如《隶释》卷九有《故民吴仲山碑》，其碑文云： 熹平元年十二月上旬，吴公仲山，少立名迹，约身  己，节度无双，不贪仕进，隐匿世间，府县请召，未曾窥城，守鲜贫苦，不豫辉荣。(57)洪适对此评道：“所谓故民者，物故之民也。”(58) 墓碑往往由死者子孙或宗亲所立。如《隶释》卷六《汉议郎元宾碑》云：“于是族旧门人莫不伤瘁，立铭以咏君德。”(59)卷十七《吉成侯州辅碑》亦云：“于是乡人姻族乃相与刊石树碑，昭宣令闻。”(60)它一方面以物化的形式表达了死者子孙对墓主的哀思、追念与崇仰，但更重要的一面则是通过为先人树碑立传，提高本族的声望和地位，进而达到维系和巩固宗族团结的作用。 (3)祠堂 祠堂是古人祭祀祖先、与祖灵交流并祈求祖灵祛灾赐福的场所。在墓前筑建祠堂，当始于西汉。前引《盐铁论·散不足》篇所说“中者祠堂屏阁”(61)即说明修建祠堂已蔚然成风。西汉以来，尤其是在东汉时期，王侯以下的地方豪族墓纷纷模仿帝王陵墓建造墓园及寝殿建筑，民间的很多中小型汉墓也每每在墓前筑立祠堂。 汉代祠堂有多种名称。有称“祠室”者，如《汉书·张禹传》言：“禹年老，自治冢茔，起祠室。”(62)有称“祠庙”者，如《后汉书·安城孝侯赐传》云：“(光武帝)为(赐)营冢堂，起祠庙。”(63)1964年在北京石景山区上官庄发现的第8号阙石铭文中也有“欲广祠庙，尚无时日”(64)之句。有称“祠宇”者，如《太平御览》卷二三引《蔡邕王乔录》言：“修祠宇，反几筵，馈饎进，甘香陈。”(65)有称“庙祠”者，如洪适《隶释》卷二《桐柏淮源庙碑》云：“奉见庙祠，崎岖逼狭。”(66)也有称“房祠”、“房祀”者，如《后汉书·桓帝纪》“坏郡国诸房祀”李贤注曰：“房谓祠堂也。”(67)《栾巴传》：“悉毁坏房祀，剪理奸巫。”(68)东汉时又有称之为“石堂”者，如东汉《阳三老画像题记》：“延平元年十二月甲辰朔十四日，石堂毕成……朝半祠祭，随时进[食]，□□(下残)。”(69) 汉代的祠堂有木、石两种结构。其中，帝王及贵族多用木质结构，普通百姓用石制结构，东汉中后期尤多石制。(70)由于东汉时期中小型汉墓前的小祠堂多采用砖或石材构筑，祠堂内多残留有画像石图案，有的还有石刻题记。(71)。 现存祠堂中的画像石图案以孝堂山石祠和武氏石祠最为典型。孝堂山石祠约为东汉章帝、和帝时期(76～105年)所建，祠堂坐北朝南，为石结构，是典型的单檐悬山顶双开间房屋式建筑。该祠面宽4.14米，进深2.5米，高2.64米；祠内东、西、北三壁和隔梁石上刻36组画像，内容多与墓主经历有关，也有一些神话及历史题材的画面，形象俭朴而生动。与之相同的还有上20世纪50年代在江苏省铜山县洪楼村发现的一座东汉晚期石祠堂，虽已倾圮成零散画像石，但构石大部分保存下来。 武氏石祠为东汉晚期武氏宗族墓地的地面石结构祠堂，共有三座，分别称之为“武梁祠”、“武氏前石室”、“武氏左石室”。武梁祠为单开间悬山顶房屋式建筑，面宽2.41米，进深1.47米，通高约2.4米。祠主武梁，曾任豫州从事，为普通官吏，后退职还乡，成为平民百姓，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卒，终年74岁。祠内画像近百幅，主要内容为神话、历史故事以及表现祠主经历和生活的诸如车骑出行、家居、庖厨等图像。前石室为后壁带有方形龛室的双开间单檐悬山顶房屋式建筑，其面宽3.3米，进深2.2米，通高2.13米以上；其后壁的龛室面宽1.68米，进深0.71米，高约0.7米。一般认为，祠主是武梁弟武开明之子武荣，其官至执金吾丞，秩千石，略高于令、长。祠内东、西、南三壁及挑檐石、顶石和三角隔梁石两侧刻满了画像，现存53幅，内容大体与武梁祠相同。左石室祠主不明。结构与前石室同。祠内画像约40幅，题材及内容与前石祠基本相同。1981年，蒋英炬、吴文琪对武氏石祠的全部画像石进行精密测算，已画出了武氏三座石祠的复原图。(72) 汉代祠堂内的题记有长有短，一般都有简单纹饰，其内容多记述祠主的姓名、籍贯、死亡原因及时间、德行品操，以及祠堂的规模、面貌和修建本祠的亲属、工匠、所用钱数，当然也少不了对祠主的悼念和缅怀的陈述。以山东嘉祥县宋山徐安国祠堂记为例。许安国祠堂题记系东汉晚期画像石刻，长1.07米，高0.68米，浅浮雕八叶柿蒂纹，石上部及左右刻双鱼补白，下以两个人首蛇身羽人补白。石上方刻有长篇题记，共10行，462字，为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刻，现被收藏于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祠主许安国，官为卒史掾属，秩百石，官小位卑。永寿三年卒，终年34岁。题记记述祠主曾参加镇压泰山公孙举起义，被病西归，亡于家中。其父母及三个弟弟“以其余财，造立此堂”，“作治连月，功扶无亟，贾钱二万七千”，而且修得比较讲究。题记描述道： 采石县西南小山阳山。琢砺磨治，规矩施张，褰帷及月，各有文章，雕文刻画。交龙委蛇，猛虎延视，玄猿登高，狮熊嗥戏，众禽群聚，万狩云布，台阁参差，大兴舆驾。上有云气与仙人，下有孝友贤仁。尊者俨然，从者肃侍，煌煌濡濡，其色若儋。作治连月，功扶无亟。(73)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墓前的小祠堂虽名为祠堂，但又起不到大型陵墓上的祠堂的作用，它们被立于墓前，仅仅是一种象征意义。前述孝堂山石祠已是这些小祠堂中的稍大者，其面积也不过10平方米左右；武梁祠与前石室也只有3-6平方米。还有更微型者，如山东省嘉祥县宋山1号石祠，形制矮小，构造简单，其面宽只有1.89米，进深0.88米，通高约1.64米。祠堂内部空间狭小，人无法入内活动。实际上，即使是规模比宋山1号大得多的济南长清孝堂山祠堂，其进出口的高度也只有0.86米，根本就无法从容进出，更谈不上聚集宗亲一起进行祭祖活动了。可以说，这类祠堂主人的身份地位比较低，大多为庶民百姓或低级官吏。对此类祠堂，信立祥先生指出： 实际上，这种石结构祠堂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祭祀建筑，祭祀时祭祀者并不进入祠堂，祭祀典礼活动都在堂外进行。从……山东沂南画像石墓的祠堂图看，祭祀时供物都摆放在祠堂外的庭院中。孝堂山祠堂中的祭台石，笔者认为不是摆放供品的地方，而是放置祠主的神主之处。《从事武梁碑》所云“前设坛墠，后建祠堂”中的“坛墠”，就是位于祠堂前的祭祀用祭坛。(74) 从以上中小型墓前的祠堂看，其前面既无墙壁又无门户，说明祠堂无人看守，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如《许安国祠堂题记》记道： 唯诸观者，深加哀怜，寿如金石，子孙万年。牧马牛羊诸僮，皆良家子，来入堂宅，但观耳，无得刻画，令人寿。无为贱祸，乱及子孙。明语贤仁四海士，唯省此书，无忽矣。(75) 山东省东阿县芗他君祠堂画像石题记中也有“观者诸君，愿勿贩(攀)伤”(76)之语。当然，那些豪族大姓的墓地祠堂非但不允许人们任意出入，而且还在墓旁祠边修筑房屋，派专人守护。如《汉北海相景君碑》碑阴云：“惟故臣吏，慎终追远，谅暗沈思，守卫坟园。”(77)王符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78)其中的“庐舍”当指守墓人住所。 还有一些人家在修建祠堂时，往往在祠堂特定位置放一特殊物品，作为镇堂之用。如在西安汉长安附近的东汉墓中曾出土有题铭的瓦当，上刻“守祠堂当”，意即守卫祠堂，实际效用同近世山东一带的“泰山石敢当”。 墓前祠堂在汉代社会中十分流行，只要财力允许，大都竭力而为。有的甚至在吊唁时还赠送小祠堂作为赙礼，如在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前室的东、南、西三壁的门楣上刻有一幅完整的祭祖图，上面画有一家送小祠堂的情景(79)。有的则将祠堂作为随葬品置于墓内，如山东省淄博市金岭镇一号东汉墓中出土有一件陶制祠堂明器(80)。 据信立祥先生统计，截至2000年，考古发现的有纪年的中小型石祠堂共17座。其中，15座发现于山东省境内，2座发现于安徽省宿县。最早有纪年的石祠堂为山东汶上县的陆公祠堂，时间为王莽天凤三年(16年)。其他分别是：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的山东肥城栾镇村祠堂画像石，和帝永元八年(96年)的山东鱼台县祠堂画像石，和帝永元十年(98年)的山东滕州祠堂画像石，殇帝延平元年(106年)的山东曲阜三老祠堂画像石，安帝永初七年(113年)的山东滕州戴氏祠堂画像石，顺帝永建五年(130年)的山东微山县两城山祠堂画像石，顺帝永和二年(137年)祠堂画像石，永和四年(139年)祠堂画像石，顺帝建康元年(144年)的山东鱼台县文叔阳祠堂画像石，桓帝元嘉元年(151年)的山东嘉祥武梁祠堂、桓帝永兴二年(154年)的山东东阿县芗他君祠堂画像石、桓帝永寿三年(157年)的山东嘉祥宋山许安国祠堂画像石、桓帝延熹元年(158年)的山东曲阜徐家村祠堂画像石，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的山东嘉祥武荣祠堂、灵帝建宁四年(171年)的安徽宿县褚兰胡元壬祠堂、灵帝熹平三年(174年)的安徽宿县褚北乡祠堂。(81)从上述祠堂的时间来看，多为东汉中后期所立，这与文献记载是相符的。 (4)墓阙、石人、石兽、树木等 阙，古已有之，往往建在宫门与城门两侧，高台状，台上起楼观，中间有道路。在墓前起阙，盖始于战国时期，至汉代流行开来，用以表示威仪及等第。汉代墓阙大致有仿木结构和土石结构两种，东汉多为石料作成。墓阙多由基座、阙身、阙楼、屋顶四部分组成；石制者还雕刻各种画像，勒题额，或标官职、姓名，或记营造年月(82)。现存的石阙不多，主要有山东嘉祥县的武氏阙，四川新都县的王稚子阙和雅安的高颐阙(83)，等等。如武氏阙，基座作覆斗形，上为重檐四注顶，阙身浮雕各种人物、禽兽图像，西阙北面刻有铭文： 建和元年，太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绥宗、景兴、开明，使石工孟季、季弟卯造此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子，直四万。(84) 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石景山区上官庄发现的一批东汉时期的墓表石柱和墓阙画像石中，也有一些刻有铭文。如8号阙石上，刻有长达147字的铭文，记述了孝子秦怀对父母的悼念之情(85)。《汉郯令景君阙铭》篇幅更长，现存即有227字，介绍了景君“三世传欧阳《尚书》，高第编牒至三千人，公卿皆以为明经举首”(86)的崇耀以及在郯令任上的业绩，陈述了人们对他的缅怀和悼念之情。 墓前列置石人、石兽之俗始于西汉，现存最早的是霍去病墓前的“怪兽食羊”、“人与熊”及跃马、卧马、卧牛、卧猪、伏虎等，但不够普及，形制也不够统一。其普遍流行并成为定制是在东汉时期。墓前置马、羊，或表示壮观，或象征财富；置狮、虎、辟邪等，是为镇墓辟邪之用；置石人，则有守卫墓域之意(87)。如山东嘉祥县武氏墓群前即有石狮一对，上引武氏阙铭文中也有“孙宗作师子，直四万”(88)记载。《水经注·滍水》记汉安邑长尹俭之墓“阙东有碑，阙南有二狮子相对”(89)；《睢水》记太尉乔玄墓“庙前东北有石驼，驼西北有二石马”。四川雅安高颐阙前即有辟邪一对和小石虎四个。山东邹城匡庄西汉光禄勋匡衡墓附近有一石人，长方形脸，双目圆睁，两手叠放，似守卫墓域状。(90)《风俗通》卷九亦云：“汝南汝阳彭氏墓路头立一石人，在石兽后。”(91) 墓前墓阙、石人、石兽之类的设施，对于乡村中的一般百姓而言是无力设置的。从现存的文物资料或文献记载看，山东嘉祥县武氏及安邑长尹俭、郯令景君之类是其中身份地位较低者，但在乡村社会中也属于显族。另外，有些并非本家出资所建，如郯令景君阙便是“诸生服义者所立”(92)。 在墓域植树的做法滥觞于春秋战国时期，风靡于汉朝，是随着坟丘墓的出现和普及而逐渐流行开来的习俗。最初，它只是局部现象，或是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出现在坟丘之旁的。如《商君书·境内》篇载：“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93)到战国时代渐渐打破了等级规定，但尚不够普及。《吕氏春秋·安死》篇所说“世俗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94)，也指的是少数贵族。至西汉中期即已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如《盐铁论·散不足》篇云：“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95)《汉书·五行志上》亦云：“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长安城南有鼠衔黄蒿、柏叶，上民冢柏及榆树上为巢，桐柏犹多。”(96)《汉书·龚胜传》载：“胜因敕以棺敛丧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97) 至东汉时期，墓域种树更成为必不可少的墓前设施。如《潜夫论·浮侈篇》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98)《华阳国志·大同志》云：“蜀民冢墓多种松柏。”《汉北海相景君碑》碑阴云：“惟故臣吏……守卫坟园。……陵成宇立，树列既就。”(99)古诗《孔雀东南飞》云：“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100) 另外，许多画像石也有不少墓树的画面。如汉不其令董恢阙有一汉画像石，上刻一冢，冢旁有一大树，有一马立于木下(101)。1907年，日本学者藏天信吉在山东长清孝堂山下发掘出一座小祠堂，其后壁的下层刻有一幅祠堂祭祀图，图的右部有一棵枝条交互缠绕的大树，应该就是张衡《冢赋》中所说的“灵木”。许多汉画像石(砖)还用树木和双阙表示墓地。如河南禹县发现的一块画像砖的图像，在双阙中间有一株桃形大树；河南郑州发现的一块画像砖图像，在双阙的外侧各有一株树冠为桃形的小树；还有一块郑州出土的画像砖图像，其图像采用上远下近的等距离鸟瞰透视法表现了墓地的全貌。近处即下部是表示墓地大门的双阙，其上部的双室建筑应是墓上祠堂，最上部即最远处是三株成一列的大树。(102) 总之，汉代墓前设施之完备，在中国古代社会达到登峰造极。自魏晋始，民间社会之墓前设施渐次式微，此后虽多有变动，均不曾有汉代之繁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