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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史学以民为本 以政治制度、杰出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是历史学的传统，然而，到了启蒙时代，政治史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大约在18世纪中期，一些学者就已经在关注社会历史，伏尔泰就是其中的一位。(14)到19世纪时，依然存在着要求研究人民大众历史的呼声和实践，比如米什莱就呼唤写作“那些受苦、劳作、衰老和死亡，却又无法刻画其苦难的人的历史”。(15)不过，个别人的呼声在当时还不足以产生广泛的影响。即使把这种想法付诸实践，“人民大众”在历史作品中的份量依旧不大。 从19世纪末起，欧美主要国家的历史学家纷纷提出了史学革新的要求，一些人认为，历史学要研究政治史，但不能局限在政治史，应当把人民大众作为研究对象。这种要求广泛存在，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史学潮流。 德国是兰克史学的故乡，主张新史学的历史学家与兰克学派史学家之间曾经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在这场被称为“兰普雷希特之争”的新旧史学交锋中，新派人物卡尔·兰普雷希特斥责德国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大人物，要求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全方位地考察人的活动，并提出要从其他学科，如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中借用概念和方法来改造历史学。1891年，兰普雷希特推出了12卷本《德国史》的第一卷，与主流的历史著作不同，这部著作主要不是写历史上的大人物，而是着重书写社会和文化，为人们理解政治史提供了一个背景。他的历史虽然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但民族国家的中心不在政治组织中，而是在文化中。(16)在美国，被称为社会史开拓者的爱德华·埃哥斯顿和约翰·麦克马斯特在19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就提出要把社会的一切都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埃哥斯顿心目中的美国史是“民众取代政治和军事伟人”成为描述的主要对象，史家的主要笔墨要用于叙述“人民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服饰、食品、情感、思想和生活方式”。麦克马斯特在1883年发表的《美国人民史》第一卷，同样有意识地将“人民”作为该书的主题。1900年，埃哥斯顿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在主席演说中号召史学同行写出“男女民众的真正历史”。(17)在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历史学家撰写或期待的历史也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男女，力图将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整合到历史作品中。(18)到20世纪20、30年代，年鉴学派形成，早期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针对传统史学的弊端，也提出了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主张，力主全面、整体地研究历史。在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中，政治史或政治人物被放在不起眼的位置。“社会史学家与将重点放在政治精英、政治传记和官方文件、党派政治和选举的传统史学进行斗争。他们将重点放在下层群体，放在以前为人们所忽视但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信息的资料上”，(19)社会史学在这种背景中应运而生。 回顾这一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确定社会史研究的特性。历史学要关注人民群众，这种想法早已有之。但是，在那个时候，政治史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社会史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只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史学的大趋势才发生转变，新史学家倡导并实践为人民大众书写历史的主张，形成了一股创新的潮流。新史学在研究对象、方法、资料等方面都提出了革新的要求。根据鲁滨逊的说法，“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的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新史学也是开放的，它应当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与人类相关的种种发现”来从事历史研究，“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新史学还追求运用新资料，鲁滨逊说，历史学“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在他看来，某个地方的石斧和报纸，都是史料的来源。(20) 不过，那时的新史学家并没有为社会史划定一个范围，甚至也没有刻意为社会史研究争一个名分。社会史学在诞生之初没有领到一张标记身份的证明，事出有因。社会史学虽然起源较早，但在很长时间里，它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确切地说，它主要依附于经济史。(21)即使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即新社会史即将风靡于欧美史学界的前夕，社会史在学术界的地位仍比较低下，比如在英国，社会史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大学里没有设立专门的教席，没有独立的社会史系，没有专业刊物，甚至也没有像样的教科书。因此，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史仍属于历史研究中的“灰姑娘”。(22)据学者考证，如果按照通常的专业标准，晚至1962年，社会史几乎还不存在。(23)但是，有没有社会史之名，它当初的学术地位如何，这些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确定，社会史研究起源于新史学潮流。 “新史学”是一个内涵较为丰富的概念，在新史学中，哪一方面的内容可以被我们认定为社会史？有学者曾指出，“社会史最好根据它不想成为什么，或者以它所希望的为背景来界定”。(24)这个看法对于确定社会史的身份和确认某种研究是否具有社会史的属性具有启发意义。新史学中发展较快的方向是经济史而不是社会史，这意味着，经济史才是新史学的主流。在美国，思想史也是历史学家有意识超越传统政治史而形成的新史学分支。但是，如果历史学家不想研究政治和政治人物，也不太关注经济和思想观念，而只是希望研究下层社会和人民大众的历史，那么，他所研究的历史就是社会史，社会史“感兴趣的是与权力无缘的社会大众，是受制于这些权力的人”。(25) 当然，“人民大众”、“社会民众”、“普通人”等说法可以做各种不同的理解。比如谁是“人民”？“人民”是指每一个人，还是指穷人或被压迫阶级？(26)人们通常是根据比较双方是国王与民众、富人与穷人、有教养者与头脑简单者等来辨识谁是“人民”。“人民”的范畴也不尽一样，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民是通过剥削关系构成；在民俗学家那里，人民是由文化差异所造就；在政治学中，人民则由政治统治而形成。“人民”一词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涵义。在法国，19世纪的“人民”观念打上了大革命的烙印，所以，“人民”一词与阶级力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英国，由于长期的宪政主义传统，“人民”一词与保卫政治和社会权利联系在一起。在德国，“人民”这个词是根据客观的外在性来定义的，人民是受到外族影响和统治的民俗共同体。对于民俗学家来说，“人民”基本上就是农民；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人民”是工人阶级；而在文化民族主义者那里，“人民”的范围与某个特定族群的命运共消长。(27)与“人民”一词的众多涵义相应，有关“人民”的历史也可以有不同的版本。根据研究，“人民的历史”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和名称，在有些情况下，“人民的历史”聚焦于工具和技术；在某些情况下又以社会运动为重点；在另一些情况下，家庭生活成为“人民的历史”的中心。“人民的历史”这个词也可以适用于60、70年代试图撰写以档案为基础的“自下而来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的各种史学活动，如“历史工作坊”(the History Workshop)。在从事“自下而来的历史”的各种史学活动过程中，史学的重心发生了从民族国家向地方/区域研究、从公共制度向家庭生活、从治国理政向大众文化研究的转变。现在，“自下而来的历史”这一说法与“普通人的历史”、“日常生活史”等说法一样，用来指称人民大众的历史。(28)总之，对“人民”一词的理解和对“人民的历史”的研究深受现实的政治、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文化生活、学术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就难怪历史学家会写出各种不同的人民史，但所有的人民史都是关于非政治精英的大众史。 以人民大众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对社会史的身份认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9)“新社会史”号称“自下而来的历史”；“新文化史”也以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相标榜；试图超越文化史的历史研究也仍然在探讨着大众社会的象征、经历、行动、实践等之间的关系。它们都行进在社会史的大道上。 新文化史具有社会史属性是由这种文化的特性所决定的。“大众”即社会中的群众，大众的文化就是生根于社会、在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因此，不存在离开社会生活的大众文化，这个事实决定了历史学家无法研究脱离了社会现实的文化课题。从史学实践来说，根据一定的社会背景来理解大众的文化，是新文化史研究产生有价值成果的必要条件。 例如，《马丁·盖尔归来》的故事表明，马丁·盖尔的经历绝对离奇和独一无二。但是，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可以发现马丁·盖尔的经历完全是在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情景中发生的，他的经历没有超越那个时代的乡村社会对爱情、婚姻、性关系的习惯和一般性看法，也受到当时的财产继承、司法方面的制度性约束。戴维斯认为，马丁·盖尔的故事中所涉及的几位主要人物的活动与他(她)们的邻人们的经历其实相差不大，当有关人物的资料缺失时，她就“借助于来自同期本地的其他资料”。(30)可见，马丁·盖尔的故事不管如何奇特，它也需要被放在16世纪法国乡村生活与法律的价值和习惯之中来理解。戴维斯后来在一次访谈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就马丁·盖尔而论，没有了早期现代法国国家的司法体系和人们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广泛期望，他的故事就没有了意义。历史学家必须在这些高度聚焦的研究和更加广泛的研究之间保持不间断的对话，并将对话所可能具有的意蕴充分发挥出来”。(31)拉杜里的《蒙塔尤》(32)也是以小见大的历史研究的典型，拉杜里通过《蒙塔尤》来反映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早期法国乡村社会的生存状况和农民的意识，他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前言里用一滴水与显微镜的关系来比喻教区与宗教裁判所。他在书中引用《奥义书》的话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一团泥，人们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只有泥是真实的，变化的只是名称而已。所以，一部好的微观史作品，“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的作品。(33)反之，这个故事就可能是“对轶闻逸事的发思古之幽情”，(34)立足于“奇闻轶事”无法说明更广泛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坚持某种历史发展的视野”。(35) 一旦解决了社会史的身份认同问题，社会史的领域就会变得非常开放。由于大众社会具有丰富的内容，社会史的选题范围更加广泛，从阶级、集团、家庭、婚姻这类传统的“社会的”题材，到仪式、象征、身体、性别、感觉、气味等通常被看成是“文化的”新题材，统统可以纳入社会史研究范围。题材的多样化容易使人产生“碎化”的感觉，不过，它们来自于大众社会，因而不失社会史的属性。尤其重要的是，社会史研究从此可以超越社会的/文化的、宏观的/微观的、分析的/叙事的、总体的/专题的等争执，而把它们看成是研究人民大众历史的不同范式、途径和方法。各种社会史研究范式并存，表明它们在研究人民大众历史的过程中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追求社会的历史而贬损屈维廉式的社会史，(36)也没有理由因为研究大众的文化而将这种研究置于社会史之外，使其成为社会史的异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