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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践的历史”——形成中的社会史新范式？ “超越文化转向”表明，人们已经发现了新文化史研究中存在着语言/文化决定论的弊病。激进的文化史学者坚持认为语言作为一个自立的体系先于并建构社会实在，他们过多地强调文化的作用，看上去有助于纠正以经济和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决定论，但在实际上，这只是在他们的分析过程中用文化和语言替代社会和经济，用“符号”取代“阶级”、“社会共同体”，(90)是用一种决定论取代另一种决定论，他们本质上并未摆脱客观/主观、实在/观念、经济/文化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就此而言，激进的新文化史学者其实是追随了新社会史学家的思维模式。语言转向后的历史学要得到发展，就必须跨越二元思维模式，跨越决定论的障碍。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已经到了该抛弃福柯的时候了。(91) 大约从70年代早期起，在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等很多领域都陆续出现了反对结构主义的动向。学者们针对结构主义否认有意识的主体在社会和文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否认历史“事件”对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开始思考可以使人的行动和事件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理论模式。1977年，博德里厄的著作《实践理论纲要》(92)的英文版发表，大约到那时，学术界对于重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呼声越来越高。(93) 这样，到80年代以后，“文化”概念突出了“实践”的内容。人们反对把文化说成是逻辑上必然的、有内聚力的、统一的和静态的观点，认为文化是一个存在着实践活动的领域，充斥着有意识的行动、斗争、冲突和变迁，强调文化中人的活动。在分析中，学者们对一系列相关的术语——如实践、习惯、行动、交互作用、活动、经历、表演等——的兴趣越来越大。与此相关的另一组术语，如行动者、自我、个体、主体、身体、意志、知识、语言/话语等，在相关论著中也普遍出现。广义而言，人们惯常的行为方式、人本身的运动、处理客观事物、对待主体、描述事物、理解周围的世界，等等，这些行为都是实践的内容。不过，人类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从事的有意识活动，才是人类学家真正关注的社会实践。 实践理论试图解释人类的行动与作为“体系”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既可以表现为体系对人的行动，即对人的实践的影响，也可以表现为实践对体系的影响。关注实践的人类学家认为，社会和历史不是简单地对某些特定的积极因素做出专门的反应或适应这些因素而造成的结果，而是受到有组织的、有价值的系统的支配。正是这些系统(具体体现在制度、符号和物质形式之中)构成了体系。此外，体系并不分割为类似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和文化这样的单元，体系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无缝整体。一个制度，比如说婚姻制度，同时就是一个由社会关系、经济安排、政治过程、文化范畴，以及道德、价值、观念、情感模式等所组成的体系，不应将这些元素分为若干层次，并且使一种层次成为另一个层次的基础。同时，实践理论认为，尽管体系是一个整体，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维度并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某一时间、某个地方，体系内部存在着非对称性的、不平衡的现实，这是引起体系矛盾运动的关键，实践理论要解释的就是某个特定的社会/文化整体的发生、再造，及其形式和意义的变化。(94) 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超越文化转向的过程中对“实践”进行思考后提出来的观点，反映了社会史学已达到的理论前沿。威廉·H.斯韦尔试图协调文化作为“体系”和“实践”的关系，认为“体系”和“实践”无需分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可以互补。从事文化的实践意味着要利用现存的文化符号去达到一定的目的，同时，文化体系离开了实践就无法存在。因此，体系也意味着实践。斯韦尔认为，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维度，独立于其他维度；作为一个符号体系，文化具有“真实但微弱的内聚力”，它不断被实践所突破，从而发生转变。(95)与斯韦尔一样，马歇尔·萨林斯也是辩证地理解文化秩序与个人行动和经历的关系，认为文化有其二元的存在模式，一是作为一般的体系或结构，二是文化在人类有目的的行为中的出现和运用。他认为，结构是静态的，而人类的行为在时间中不断地展现开来。行动在结构中开始，也在结构中结束，但人的行动或实践的积累性、集聚性的效应将使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为历史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所以，文化在人们的行动中被改变和再生产，而“结构”也就变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存在。(96)理查德·比尔纳克把意义的生成放在语言和物质实践交汇的地方，在他看来，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实践，符号的使用者才逐渐地从经验上感到符号的真实存在。所以，是行动者自己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创造了意义。(97)罗杰·夏蒂埃提出要关注社会的集体表象，以避免那种根据社会起源来解释文化和政治的社会简化论，避免那种认为政治和思想完全自成一体、与社会相分离的镜像观念。人们在社会表象中所看到的不是先在的社会关系的复本，而是构建社会分化的一个场所，这由实践来表现。(98) 这些探索代表了当前历史学在超越文化转向过程中进行理论思考的主要趋势，探讨的重点在于行动者是如何使文化发生变化的问题。(99)不过，当前关于实践的研究极为多样，关于实践的理论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为方便起见，我们不妨称之为“实践理论”。(100) 实践理论其实就是关于人民大众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行动的理论，这种理论特别适用于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历史研究。然而，正如实践理论是一种未成形的理论一样，“实践的历史”也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历史研究。(101)尽管如此，“实践的历史”在当前已成为“受到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影响最大的历史写作的新领域之一”。(102) “实践的历史”涉足的新题材有语言史(尤其是言语史，history of speech)、宗教实践史、旅游史、收藏史、阅读史等，甚至像文艺复兴史、科学史这类传统的历史研究主题由于“实践的历史”的影响而出现新的面貌，比如科学史的注意力从以前集中于杰出科学家及其思想，转向常规科学中方法的变化，从而使科学仪器制造师和实验室的助手和工作人员所做出的贡献也在科学史中找到了应有的地位。(103) 在社会史的传统题材如婚姻、家庭、亲族关系的研究中，“实践的历史”也有新的收获。还在70年代早期，皮埃尔·布尔迪厄就用“实践”的思想研究了比利牛斯山区农民的婚姻问题。他发现，当地的农民们往往会在婚姻方面采取一定的策略，以确保家系的延绵和他们对生产工具的权利，这些策略也可以看成是社会再生产的策略。(104)此后，“策略”成了家庭史研究者在描述农民如何应对日常生活，尤其是应对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和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时经常用到的一个词，比如劳伦斯·方丹和于尔根·什鲁鲍姆就专门探讨了现代早期欧洲和当代第三世界国家中贫困家庭的生存策略问题，揭示这些家庭和个人在一定的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如何根据有利的条件和资源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105) 其实，“策略”一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它不仅指人们有意识地制定某个计划以达到一定目的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计谋，而且也可以指依赖亲朋关系网来组织行动，使人们能够实现许多不同生活目标的一般方法。人们的行动策略是结合习惯、性情、感情、世界观等因素而形成，文化正是通过这些因素的联系而对人们的行动产生影响。然而，文化总是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甚至是相冲突的符号、仪式、传说，文化犹如一个“工具箱”，行动者从中选取不同的工具来建构行动的路径，行动者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都知道在不同的环境下如何利用相应的文化资源而采取不同的行动。(106)这样一来，人们的行动“策略”就成为人们在变动着的日常生活中运用已有的文化资源来实现目标、达成心愿的一种方法。同时，由于时代和现实环境的不断变化，“策略”也总是在变动之中，因而，文化对行动的影响也极为复杂，文化既制约着人们的策略和行动，也为人们的策略和行动提供可用的资源。 “实践的历史”，或称为“后社会史”，是人们赋予超越文化转向的历史研究的一个暂时的名称，这种历史研究是在考虑了“社会的”和“文化的”两方面因素(但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突出了人作为行动者的主体地位，使人成为在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等环境中有意志、有计划、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实践的历史较好地体现了社会史学书写人民大众历史的追求。就此而言，这种正在形成中的史学形态可能成为社会史学的又一种新范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