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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史学发展中的多样性(上)——新社会史 研究人民大众的历史可以根据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从而产生多种类型的社会史研究，体现出社会史学发展中的多样性特征。 新社会史在战后发展起来，到60、70年代达到鼎盛，这时的社会史研究已完全摆脱了从前对经济史的依附地位。以英国为例，那时，一些大学不仅设立了专门的社会史教席，如在兰开斯特、爱丁堡、埃克塞特、伯明翰、纽卡斯尔、沃里克等大学的社会史教席，而且，几乎所有的经济史教席都改换了名称，称为“经济和社会史……”。专门的研究机构也建立了起来，专业杂志陆续创办，如《社会史》(Social History)、《历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等。到70年代，英国的社会史研究已经在历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可以从当时一些著名的社会史学家的言语中感觉出来，除了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现在是做社会史学家的好时光”那句经典名言以外，哈罗德·珀金教授也指出，“从某种角度看，社会史是太成功了。现在从事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几乎都宣称要把他的专业牢牢地置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中，‘现在，我们都是社会史学家了’，一切事情都发生在社会中，因而，一切都是社会事件”。(37)到70年代中期，社会史果真发展到了一个“好时光”，在主要的欧美国家，从来没有那么多的人从事社会史研究。(38)相关的期刊和学术团体大量涌现，通常在社会史的名义之下开设的课程大量增加。研究方法的革新，加上新的研究主题的发展(如妇女史、闲暇史、性史、人口流动史、老年史、性别史等)，将社会史置于聚光灯下。 社会史研究能出现如此兴旺的局面，首先是与时代相关。现实社会提出的问题，要求历史学家从历史上寻找根源和答案，社会史研究明显呼应着时代的需要。60年代，西方国家的妇女运动、青年学生运动、民权运动等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特别活跃，这些运动促使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上妇女的地位、两性关系、婚姻状况、家庭生活，以及族群和有色人种、青年人的历史。结果，妇女史、性别史、性史、阶级和种族的历史都成为社会史的重要课题。比如青少年和儿童的历史研究就是由社会史学家在60年代开拓出来的新领域。一方面，由于人口史和家庭史研究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青少年史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另一方面，社会情势也推动了这一方向的研究，“1968年学生激进主义和普通年轻人的反叛激发了人们对青年亚文化的兴趣”。(39)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这一研究与犯罪、规训、法律、监禁等社会史研究的新题目结合在一起，迅速发展成为最流行的研究领域之一。德国社会史的时代烙印也极为明显。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经历，引起西德历史学家对近代以来德国所走过的“独特道路”的探索，他们在60、70年代越来越转向社会科学的模式以寻求解答“纳粹的独裁政权以其全部的野蛮性是怎样成为可能的这一问题”。根据伊格尔斯的看法，他们当时之所以对社会科学产生强烈的兴趣，是与“他们渴望批判地对待德国的过去和他们之献身于民主的社会紧密相联系着的”。(40) 其次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如果没有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战后的较快发展，新社会史在60、70年代崛起将是不可想象的。二战以后，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迅速，新的理论和方法，如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历史人口学、以计算机应用为基础的计量统计方法等，为历史学家进行跨学科研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在20世纪中叶起就已建立，法国的《年鉴》杂志、英国的《过去与现在》都是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先驱。1958年创办的《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67年创办的《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1970年创办的《跨学科史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都是进行跨学科对话的新场所。历史学家应用现存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被比喻为“社会科学的消费者”。(41)当年西德的社会史学更是被称为“历史社会科学”，社会史学家一心要把历史学建成一门社会科学。(42) 第三是有关社会变迁的宏大理论为新社会史研究整体社会及其变迁提供了理论支撑。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分层、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理论，被历史学家用来研究历史社会的结构和长期变化趋势。现代化理论，以及在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发展理论，也被人们广泛应用以描述和分析社会较长时段的历史变迁，强调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不仅社会的总体会发生这种转变，而且像家庭这样的社会微观组织也会发生从结构复杂的大家庭向以夫妇为核心的小家庭的转变。 战后的各种社会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是新社会史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43)马克思主义不仅为研究历史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等60、70年代社会史的重要主题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为研究历史上的革命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宏大的理论框架和立足于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因果性解释，适合对社会进行总体研究的需要。(44)马克思主义对英国社会史学家的影响尤其突出，60、70年代英国重要的社会史学家几乎都是或曾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史学家。还在二战刚结束之时，英国的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组成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包括莫里斯·道布(Maurice H. Dobb，1900-1967)、乔治·鲁德(George Rude，1910-1993)、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1916-2002)、克里斯托夫·希尔(Christopher Hill，1912-2003)、爱德华·P.汤普逊(Edward P. Thompson，1924-199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 )等。在50年代，“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主要研究英国历史中的两大问题，一是劳工史，二是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史。1952年，“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创办了《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杂志。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中的这些成员几乎都退出了该小组，从而导致该历史学家小组的解体。但他们仍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采用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研究历史。(45)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史的影响世所公认，“从历史编纂学上来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深刻洞察，从文艺复兴到现代这一历史时期的欧洲社会史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46)“英国历史学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47) 上述时代背景和学术条件决定了新社会史的突出特点是对社会历史进行全面的、总体化的研究。法国年鉴学派一直提倡总体史，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是对历史研究的追求，而并非只针对社会史研究所提的要求。根据勒高夫的说法，年鉴学派早期的历史学家在创办《年鉴》时使用了“社会”一词，就因为“它能包括历史的整体而被选定”。(48)不过，从《年鉴》杂志的刊名上(创刊时的名称为《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杂志更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看不出总体史等同于社会史的意思，社会史更像是总体史的组成部分。我们从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看到这种情况，一般人理解的社会史，即群体和集团的历史，相当于他所划分的三个时段历史中的中间部分的历史。(49)因此，年鉴学派的总体史并不专指社会史。但是，关于社会的历史，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总是用总体的观念和视角去研究，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就是这样一部关于欧洲封建社会的综合性著作。 在社会史发展到新社会史阶段时，全面地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就像是对社会史学家的一种召唤了。霍布斯鲍姆在70年代初发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倡导对社会历史进行全面研究。(50)他认为，社会史不能像经济史等专门史那样专门化，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背景不能与人类生存的其他方面分割开来，从专门史的角度看，像对普罗旺斯的诗歌和对16世纪的通货膨胀这些主题完全异质的历史研究，都是社会史要研究的内容。因此，从理论上说，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包含着对人类的一切活动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所有方面的研究。 西德60、70年代的社会史也具有英法社会史学家的那种进行综合研究的雄心。1962年，沃纳·康策把社会史定义为“社会的历史”(history of society)，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的结构、进程和运动的历史。(51)当时西德社会史学派“比勒费尔德学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和科卡都追求在一个研究计划中把历史学的不同领域整合进来，从史学分支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到经济史、商业史，扩大到劳工史、政治史、观念史和其他的历史领域，他们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把各个领域的研究整合起来，通过综合以达到理解德国历史的目的。(52)对科卡来说，总体史就是力图揭示社会中的各种现象的关联及其相互之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即社会总体的结构。他认为，若要理解历史，就不能将其基本组成部分割裂开来。(53)对韦勒来说，“社会的历史”(societal history)植根于可以导向“历史的整体”(the unity of history)的某种综合，“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的历史致力于分析由经济、权力和文化这三个同样重要的维度所构成的社会整体。其综合的能力将表现在它比老式的整合观念能更加充分地协调现实这个由不同维度组成的复合体及其联系”。(54)这就是德国式的总体历史研究的希望。 社会史学家的总体史取向通常受某些特定问题的引导，他们围绕某个问题，挖掘和分析有助于说明该问题或与该问题有联系的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形成总体的认识。前已提及，西德的社会史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德国近代以来所走过的独特道路。英国历史学家则关注现代早期或前现代的历史，着重讨论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专制主义的兴起、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起源、宗教改革的社会动力等重大历史问题。1954年，霍布斯鲍姆的文章《17世纪总危机》的发表，引起《过去与现在》杂志创刊头十年多次组织由很多欧洲国家的历史学家参与的大讨论，有关的文章后来结集成书。(55)对这种宏大题材的探讨是历史学家对整体社会的历史进行概念化的理论尝试。 因为追求总体史，新社会史学家必须进行宏大叙事，将社会理论用于分析历史社会的结构，他们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中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把它们当成历史变迁中的决定性力量，以解释和描述长期的历史进程。在新社会史研究中，“人民大众”以概念化的形式或各种匿名(无人物)的阶级、阶层、集团等集体形式出现。写作方式基本上是分析性的，大量的历史内容以数字、曲线和图表的方式来表达。 与老式的、专题性的社会史研究相比，新社会史的盛行明显反映了社会史学的发展。比如屈维廉，他是老式社会史的代表，不具备总体史的思想，但他试图用联系的眼光看待各方面的历史。他在讲到政治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相互关系时说，“没有社会史的经济史是平淡无聊的，没有社会史的政治史是难以理解的”。(56)可见，屈维廉并不孤立地看待社会史。但是，他的实际研究结果却使社会史与政治史、经济史割裂开来，把社会史变成了比较狭窄的专门史研究。 新社会史的兴起无疑表现了社会史学的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在60、70年代，社会史专题研究并未衰退，反而是更加兴旺，社会史研究题材激增，以致人们经常抱怨“碎化”，这说明此类研究仍然活力十足。所以，社会史学的发展不是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的过程，社会史的总体化研究和专题化研究并存，这是社会史学在新社会史阶段就已表现出多样化的基本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