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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史学发展中的多样性(下)——新文化史 作为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对大众文化的历史研究，(57)新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新社会史的基础上，并从新社会史内部产生的。新社会史，无论是它的成就，还是它的不足，都成了新文化史研究产生的条件。同时，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史。新文化史研究不仅丰富了社会史内涵，弥补了以往社会史研究的不足，而且也有助于纠正新社会史的一些偏向，新文化史的流行是社会史学的又一次发展。 社会史学本身一直就有大众文化研究的传统，是新文化史的来源之一。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大众文化方面的内容以“心态”来表达，因此，心态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大众文化的历史研究。在法国第一代年鉴学派的史学家那里，“心态”概念就已经出现。不过在那个时期，总体史主要由经济、社会这两个领域所组成，心态领域的研究没有与经济、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经济和社会史研究仍占主导地位，而心态史研究在“第二代中已黯然失色”。(58)但是，经济社会史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人口史，却使心态史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复兴。由于历史人口学的发展，历史学家掌握了近代初期法国人口变迁的轨迹，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是探索人口变化与物质生产状况、饥荒、疾病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但是，人口运动的统计模式背后也隐藏着经济史无法解释的东西，比如，人口统计材料表明，在18世纪以前，人口变动状况一直呈有规律地上下波动，这可以通过经济的、疾病的和人口方面的原因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且，避孕技术也为当时的人们所了解，但人们并没有广泛地去运用这些技术，所以，避孕技术对法国人口变化的影响不大。但是，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历史学家可以清楚地看到避孕技术广泛传播，其影响达到了全面改变人口运动和年龄结构的程度。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局限于一般的经济社会史和统计数据已经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但从心态方面进行解释很好地解决了历史学中的难题，人口运动曲线的秘密在于对家庭、性、生命、死亡的态度的变化。这样，“人口史不仅重新复活了年鉴学派创始人的那部分已经冻结了的遗产，还使一种新的心态史从文学传统的轶闻趣事般的印象主义中脱胎出来，并使其具有统计学的基础，最后还使心态史能对各种现象作非经济学的、更为广泛的解释”。(59)结果，在第三代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那里，“心态史”成为研究重点，比如菲利普·阿里埃斯对儿童和死亡的态度的研究，就是心态史研究的杰作。(60)心态史与经济、人口及社会的历史研究之间的继承关系显而易见。(61)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家将心态史当作社会史看待，米歇尔·伏维尔曾明确表示，“作为一个心态史学家，我同其他一些同行一样认为，心态史远不是社会史的对立面，而最多只是研究社会史的终结和归宿：在这一层次上，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最后都表现为人们的态度和群体的表象”。(62) 从妇女史到性别史的发展也可以说明新文化史在新社会史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过程。性别史的前身是新社会史重要领域之一的妇女史，到80、90年代，由于女性主义史学家的积极鼓动，性别史成为新文化史中十分活跃的前沿地带。有趣的是，妇女史在开始时并未引起社会史学家的足够重视，而这一领域发展之快又超乎人们的预料。1997年，霍布斯鲍姆在他的论文集《论历史》一书收录他在70年代初所写的《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时，加了一段说明性的文字，其中讲到当时对妇女史认识不足。他说，回想社会史的发展，他对于该文未提及妇女史感到吃惊，并且感到“尴尬”。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妇女史这个领域在60年代末以前基本上尚未开展；另一方面，当时很多重要的历史学家都是男性，他们“似乎都未能意识到这一缺陷”。(63)的确，社会史学家起初主要关注阶级、家庭、婚姻这类题材，女性的内容有所涉及，但历史上的妇女并未成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妇女史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方向与60、70年代的女权运动有关。受女权运动的影响，一些历史学者，特别是女性历史学者，开始关注历史上妇女的地位和权利问题，从而形成妇女史研究的热潮。所以，妇女史也被称为“政治上的女性主义的女儿”。(64)然而，妇女史研究者后来发现，用原先的方式研究妇女史，只不过是把妇女的历史内容添加到已有的历史框架上而已。而这一框架原本为男性所建构，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反映了两性间的不平等。她(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发现，性别，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性别的差异和不平等也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所以，她(他)们主张要研究性别的历史。对于性别史研究，原来的理论和概念显得苍白无力，比如“阶级”的概念就无法说明“性别”问题，甚至可能掩盖女性的不平等地位。结果，“性别”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有用范畴被提了出来。(65)妇女史研究就这样逐渐地发展为性别史研究，由此可见新文化史在新社会史基础上的成长过程。 由于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延续和发展的关系，我们就不用奇怪新文化史学家中的一些著名学者以前都以社会史学家著称，勒华拉杜里、林·亨特、娜塔利·泽蒙·戴维斯、卡洛·金兹堡、汉斯·梅迪克等都曾从事社会史研究，他(她)们曾经都是著名的新社会史学家，后来又成了重要的新文化史学家。 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的汉斯·梅迪克、于尔根·什鲁鲍姆等人为主体的“原始工业化”研究队伍转向日常生活史研究，更像是从经济社会史学家向新文化史学家的一次“集体”转型。在70年代初，位于德国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的梅迪克、什鲁鲍姆等人，与美国历史学家富兰克林·门德尔斯共同研究近代早期乡村地区的农民家庭经济。他们的研究在那个时期属于典型的经济社会史研究，他们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的概念和方法，着重考察家庭结构和功能、婚姻和生育、生产和消费、财产继承等农民家庭的生产、生活细节。同时，他们也把农民家庭的生产和生活放在近代早期资本主义起源和世界市场形成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家庭这个微观的经济社会单位在外部世界影响下所做出的反应和对策。(66)显然，原始工业化研究是侧重于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对于文化领域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从80年代以后，以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的这些历史学家为主体，加上其他的一些历史学家，如美国人戴维·萨比安，从他们过去较为一般的原始工业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具体的乡村或教区，并把文化的内容也纳入他们的研究范围。(67)他们把人口数据、财产清单、审判记录、识字率等大量的数据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产生了有关文化的信息，比如从财产清单中整理出书籍拥有量的信息。日常生活史研究者还拒绝不是直接来自于微观历史资料的理论、模式和一般性的术语。在他们看来，历史世界是“从下面和从内部”被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对理论有兴趣的社会史学家用“冷冰冰”、概念化的语言来分析和解剖的。(68)这种研究取向与60、70年代德国社会史注重宏大的历史结构和进程的学术风格大不相同。为此，这些被称为“日常史学小伙计”的历史学家与从事宏大叙事的“社会史学大师”发生过激烈的争论。(69)然而，日常生活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德国的社会史，这也是后者所承认的。(70) 除了在新社会史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之外，新文化史的流行也反映了人们对新社会史研究中占主导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满。新文化史学者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人口等历史研究模式进行集中而激烈的批判，尤其是对新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社会经济决定论倾向发起挑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化史潮流逐渐形成。(71) 新社会史的主要理论来源都强调历史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根源，这种理论被应用到历史研究，就造成文化方面的内容和个人的活动不受重视，其历史作用被轻描淡写。而文化转向则挑战了上述史学倾向。这种挑战最先可以在E. P.汤普森于1963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看到，他的研究为历史学家从经济之外、但在文化之中寻找历史原因打开了一条道路，被认为是在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之间架起了桥梁。(72) 历史学中的文化转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看来，这一转变的轨迹还是很清楚的。对历史学转向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两本书，即海登·怀特的《元史学》(73)和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论文集《文化的解释》，(74)在1973年就已经出版，不过，那时显然还是新社会史最有魅力的时期。在70年代，皮埃尔·布尔迪厄、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也开始影响历史研究，但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福柯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事物的秩序》、《知识考古学》、《规训和惩罚》等，从70年代初起就已陆续地被译成英文，但在70年代出版的关于犯罪、律规、监禁等主题的最早的社会史作品中完全看不到福柯思想的影响，到80年代初，历史学才明显地关注福柯。(75) 大体上，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感觉灵敏的人已经发现有一股“潜流”正在将很多杰出的新史学家再次拉回到某种形式的叙事体中。(76)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未感知到文化转向有什么特别之处，社会史学家以为仅仅是社会史研究遇到了某些局限。然而，在重新思考文化、意识形态、意义、主观性等问题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已经进入了当时的社会史可容忍的前沿。其中，语言转向使文化史研究终于突破了新社会史的传统范式。 在80年代，几部重要的史学作品陆续问世，展现了历史研究中的语言/文化转向，以及向语言/文化决定论演变的轨迹。1980年，威廉·休厄尔发表《法国的工作和革命：从旧制度到1848年的劳工语言》(77)一书，探讨了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该书所说的“劳工语言”不仅包括工人的言论和有关的理论话语，而且还包括一系列的制度设置、礼仪、工作实践、斗争方式，以及能给工人世界带来明确形式的习惯和行动。尽管作者承认经济力量及其变迁在劳工史上具有重要作用，但否认经济因素的优先地位。通过研究“劳工语言”，作者发现语言对于形成工人的革命意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83年，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发表《阶级的语言：1832-1982年英国工人阶级史研究》。(78)作者认为，“阶级”一词体现在语言中，因而，要在阶级的语境中来分析。对宪章运动意识形态的分析必须从宪章派人物实际所说和所写的开始，而不能简单地根据想象中某个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所面临的物质经济方面的危情来推断，不能只根据人们所表达的社会和经济苦难而写出令人满意的宪章运动史。不过，琼斯仍认为，语言的分析并不能穷尽对宪章运动的解释，他的研究也不是要用语言的解释取代社会解释，而是要重新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琼斯的语言分析使得各种相关的社会史观点发生动摇，从而引发很多社会史学者的不安。(79) 1984年，林·亨特发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80)一书，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不能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或革命者的社会身份中推演而来。政治实践不是作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简单表达。革命者通过他们的语言、他们塑造的形象和日常的政治活动改造了法国的社会和社会关系。在林·亨特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由象征性的实践活动，如语言、形象和姿势所组成，这些象征性的实践(比如某种修辞的使用、某些符号和仪式的传播)在某些地方和某些人群中受到较为热烈的欢迎，产生一种团结和认同的意识，从而创造出新的政治阶级。 1988年，琼·斯科特发表《性别和历史中的政治》论文集，(81)表达了更加激进的立场。她认为，性别是关于两性差别的知识，这种知识不是绝对的或真实的，而是相对的。运用这种知识成为构建权力关系的手段，知识成了维持世界秩序的一种方式。她认为，除非把两性差异看成是关于我们对身体的知识的一种功能，否则，我们就看不到两性差异。这种知识也是不“纯洁”的，它的含意与话语语境有关。对历史学家来说，问题不再是女人和男人发生了什么，以及她(他)们如何对这些事情做出反应，而是女人和男人作为身份的范畴，其主观和集体的意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样一来，女性主义史就不只是对过去的纠正和补充，而是成为一种批判性地理解历史如何作为性别知识生产的场所而发挥作用的方法。斯科特还质疑历史学家专注于经历。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在历史人物的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证据证言，成为历史资料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但她认为，经历是日常话语的组成部分，不是个人拥有经历，而是主体通过经历被建构起来。如果说经历是主体的历史，那么，语言就是历史表现的场所。经历不是人类行动的真实来源，它本身也是话语的产物。(82) 从这些史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从开始时作为对新社会史的补救，逐渐转化为对文化、语言或话语的重要性的不断强调，最终挑战了经济社会决定论，并走向另一个极端——文化/语言决定论。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学术争论不断，有时甚至十分激烈，很多社会史学家斥责后现代主义者放弃了历史学的使命，退缩到游戏历史研究，甚至斥责他们否认历史学家对证据的通常规则。而一些自我标榜的后现代主义者批评社会史学者守着过时的概念和方法，尤其批评经济社会决定论者的阶级概念。(83) 与新社会史一样，新文化史也有相应的理论支撑，并受到这些思想的推动。结构主义是新文化史研究重要的思想来源。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先将结构主义应用于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具有内在秩序的符号系统。在结构主义看来，文化本身可以像语言一样进行分析，所有行为的意义经常是从体现在行为中的无意识的或隐晦的结构规则中获得的。结构主义思想吸引新文化史学者的地方在于它把语言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符号的意义由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这就否认了语言或话语来自于外在的、先于语言的某种实在的说法，否定了语言/话语是实在的反映的观念。 然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比结构主义走得更远。因为结构主义至少还承认语言有一个独立的体系和结构，并且坚持它客观、科学的本质。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则在批判结构主义强调确定性的、严密的意义结构的同时，质疑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着重指出了语言形成知识，以及语言形成有关实在的观念的路径。受后现代思想影响的历史学者反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现代理论，反对探讨历史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反对将经济、社会结构和进程看成是文化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而把话语(或语言)看成是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结果，一切都成了文化的产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重要的新文化史学家都不认为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比如有人把卡罗·金兹堡当成后现代主义史学家，他“听起来觉得很奇怪”。(84)彼得·伯克也承认自己与后现代主义保持着距离，他说他对后现代主义着迷，“但是我仍然觉得与它多少有些疏远”。(85)纳塔利·泽蒙·戴维斯不认为“后现代”这个标签对于《马丁·盖尔归来》、《蒙塔尤》、《奶酪与蛆虫》等微观史著作来说能够说明多少问题。(86)在她看来，后现代专注于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并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受其制约；后现代的路数抵制普遍化，更爱谈论碎片而不是融贯的整体。但这三本书均认真对待地方性文化，也关注经验和长时段的传统以及思想结构，而且都希望对于超出它们所研究的个案之外的过程能够得出某些洞识。(87) 的确，“不可能想象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完全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并用后现代的语言和字汇写成的。”(88)伊格尔斯在20世纪末下过一个结论，可以作为我们评估后现代主义在史学中的影响的重要参考，他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占领了《美国历史评论》和其他美国杂志篇幅的‘语言学转向’，并没有同样地风靡于北美以外的历史学界”，“语言决定论所激烈总结出来的各种理论对历史著作的影响都是有限的”。(89)结果，大约从90年代中期起，西方史学界已经出现了批判语言/文化决定论而试图超越文化转向的迹象和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