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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十分重视礼乐，“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⑨。礼乐原来与贵族的宗法血缘联系在一起，与政治上的权力地位联系在一起，孔子则将礼乐从这种联系中分离出来。可以说，儒家有贵族精神气息，儒士是拟化贵族，他们承继了周代贵族文化。 儒家崇尚礼乐，显示出贵族文化气息。而相较于贵族阶级，平民有重实际、求朴实的心理特征。这样，寄托有人文理想的礼乐文化同一般平民重实际的思想性格不相符合，儒家的贵族文化气息就容易使平民对儒家文化保持心理距离。《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故背周道而行夏政。”⑩墨子因儒家之“礼烦扰而不悦”，其思想就是典型的平民思想。他对儒家的态度，正是一般平民对儒家崇尚礼乐的贵族文化气息排斥立场的反映。春秋末期的墨子如此，汉初的平民同样如此。因此，在平民意识凸显的汉初，拥有贵族文化气息的儒学难以被社会立刻、广泛地接受下来。 与儒家所具有的上述情形不同，黄老道家思想讲求清静无为，崇尚自然、简朴，反对文化。它不讲“人为”而讲“无为”，并以“无为”否定“人为”，黄老道家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自然主义思想倾向。儒家尊崇礼乐、显示贵族文化气息，与黄老道家的自然主义观念是对立的。黄老之学具有上述特征，使这种学说获得在当时流行开来的机遇。具体地说，平民与以礼乐诗书为内容的儒学有隔阂。他们不注重礼乐，不在意文化价值，这种思想倾向与黄老自然主义思想的基调正相契合，故黄老之说能投合平民思想情绪，可以为他们提供出漠视贵族礼乐文化的理据。这样，平民的普遍思想情绪与儒家具有的贵族文化气息不合拍，却同黄老自然主义思想有可连接之处。在这个自然主义思想层面上，平民意识同黄老道家思想得以接榫。恰如钱穆先生所言：“汉初政府纯粹代表一种农民素朴的精神，无为主义即为农民社会政治思想之反映。”(11) 另外，汉初的黄老学说还有重法治的一面。关于这一点，金春峰先生强调说：“汉初的黄老思想，就是与清静无为相结合的法家思想。”“汉初黄老思想的政治实质是法家思想……”(12)并提醒说：“汉初所涉及清静无为和法律制度”，“对于汉初黄老思想而言，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缺少一方面，就不是汉初的黄老思想，但更为重要的无疑是要注意它的法治精神的一面”。(13)可以说，在汉初，黄老的注重法治也适逢其时。 汉初平民统治者认同黄老思想，黄老清静无为的观念也为他们所喜好，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精神追求的向度上，清静无为意味着个人精神不受拘束、顺性而为；但在面对政治操作层面的具体事务时，原本作为个人精神风范意义的清静无为是远远不够的。清静无为当从精神信仰层面转向具体的操作方法层面，转化出相应操作法则。对此，汉初淮南王刘安等总结说： 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14) 即是说，当清静无为从精神信仰层面转向具体的操作层面时，要做到的应当是“因物之所为”、“因物之相然”，而不是放任不为。 社会平民化之后，面对人与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社会公共领域的政治治理，韩非子曾指出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15)。人表现出好利恶害性情，如果要顺任人的这种性情，政治统治者势必需要对利害关系进行调节和平衡。“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16)礼固然是一种能用来调节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但掌握汉政权的统治者相当排斥具有文饰色彩的礼乐，对他们来说，调节和平衡利害关系的只能是不需文饰的赏和罚了。赏罚有其标准，这种标准即法家所主张的法。如此一来，清静无为就从一种精神追求层面上的顺性无拘束转化成了政治操作层面上对法的倚重。对此，帛书《黄帝四经》(17)曰：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殹(也)。(18) 天下有事，必审其名。名□□循名廏(究)理之所之，是必为福，非必为  (灾)。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审察名理名冬(终)始，是胃(谓)廏(究)理。唯公无私，见知不惑，乃知奋起。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见正道循理，能与(举)曲直，能与(举)冬(终)始。故能循名廏(究)理。刑(形)名出声，声实调合，祸 (灾)废立，如景(影)之隋(随)刑(形)，如向(响)之隋(随)声，如衡之不臧(藏)重与轻。(19)一旦权力在握，政治治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时，在礼治和法治之间，汉初统治者身上脱不掉的平民意识自然就认可了法治。 要言之，在汉初，因社会的变迁，平民意识成为当时强劲而普遍的社会心理，平民意识与黄老之学正相契合，“同趋一方向”，因此促成了黄老思潮的流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