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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儒学在社会上的走红，带来了儒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儒学原本就是帝王之道的载体，囊括政治统治的基本原则、方略、典章制度和重要史鉴，正如班固所言：“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29)儒学具有丰富的政治统治思想资源，因此能够在王朝政治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为政者对儒学的了解越多，儒学在政治统治方面的价值就越被关注，如何发挥儒学的治世作用就成为为政者进一步考量的问题。这样，新一代社会上层人物在重视、借鉴和利用儒学时就少了第一代贵族所具有的思想意识障碍，而且接纳儒学作为社会的指导思想也正契合他们因对儒学的了解和接受而积淀起来的思想。如此，儒学开始由衰走盛，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成为历史的必然。 对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熊铁基先生说：“董仲舒的所谓‘抑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根据汉武帝的意图提出的。董仲舒完全是在那里揣摩武帝的意旨”(30)。此论很有道理。武帝即位时，年方十六，以此稚龄，不太可能对社会政治有非常成熟的见解，但他确有一股提升儒学的政治地位、发挥儒学统治作用的冲动，这种冲动更大程度上源自他所接受的儒学教育以及由此对儒学的了解和喜好。进一步说，他有着贵族化学养带来的深厚意识背景。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标志着支配汉王朝统治思想的平民意识彻底退出政坛(31)，不再对王朝政治发生作用。窦太后去世的第二个月，武帝急不可待地开始人事更换，起用好儒学的田蚡(32)为相。同样也是该年，武帝改元，是为元光元年。该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武帝征召贤良文学。武帝在策问开始称自己“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此后提出“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和恰，百王同之”问题。(33)前者说明武帝所要求的不限于某些具体措施，而是一种能对社会多个领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纲领性原则；后者说明武帝对古代礼乐教化政治的向往，体现出在上层社会新的“社会性格”主导下贵族文化情性的勃发。 贵族化学养使武帝倾心于儒学的工具价值，而身为大儒的董仲舒则敏锐地据此作出回应，双方一拍即合。“武帝诏册，辞旨昭彰，固已有隆儒更化之意矣。仲舒所对，特与朝旨欣合，非果由仲舒始开是意也……”(34)著名的《天人三策》一出(35)，使社会历史发展所提出的将儒学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客观大势落实下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