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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页。 ②[美]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188-189、190页。 ③具体参见[美]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第190-192页。 ④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28页。赵翼《廿二史札记》对汉初统治层的人员构成有逐一说明，详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31页。钱穆先生也有类似论列，因统治阶层大都出自下层平民，钱穆称汉初政权为“平民政府”。参见钱穆：《国史下纲》(上册)，第128页。 ⑤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128页。 ⑥梁丽真：《译者前言》，见[美]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⑦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见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22页。 ⑧牟宗三：《历史哲学》，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第257页。 ⑨[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九《非儒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185页。 ⑩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解》卷二十《要略》，冯逸、乔华点校，《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09页。 (11)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129页。 (12)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5页。 (13)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第50页。 (14)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解》卷一《原道训》，第24页。 (15)[清]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十八《八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430-431页。 (16)[清]朱彬编纂：《礼记训纂》卷一《曲礼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页。 (17)《黄帝四经》在汉初颇为流行，金春峰曾说，在西汉初年《黄帝四经》“和《老子》一样，深受贵族和统治集团重视”(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第19页)。而《黄帝四经》在内容上恰恰是突出法家的刑名思想的。 (18)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页。 (19)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第42页。 (20)伧父(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东方杂志》1919年16卷第4号。 (21)《后汉书》志第二十四《百官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56页。 (22)当然，皇室子弟并非单单从师一人，他们可能受过不同思想倾向的多人教导，如后来成为景帝的刘启兼有功臣张相如以及治刑名法家的张殴和晁错为师。不过，在上述十位皇子中，目前能找到资料证明的也就是刘启一人。毫无疑问，当时的皇室子弟教育是离不了儒家因素的。 (23)《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75页。《汉书》也有此语，但少“黄帝”二字，详见《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43页。 (24)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4年第1期。 (25)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 (26)[西晋]葛洪撰：《西京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页。 (27)[清]朱彬撰：《礼记训纂》卷一《曲礼上》，第8页。 (28)通常认为汉文帝好黄老，但吕思勉先生认为，这是“臆度之辞，非其实也”。参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50页。 (29)《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3589页。 (30)熊铁基：《秦汉新道家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5页。 (31)窦太后出身寒门(见《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列传》有关窦氏部分，第3942-3944页)，平民社会性格使她对黄老道家天然亲近，与本文前述观点相合。 (32)《汉书》卷五十二《窦田灌韩传》：田蚡“好儒术”。见《汉书》，第2379页。 (33)《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495-2496页。 (34)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96页。 (35)关于董仲舒对策之年，有五种说法，分别为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二月说、元光元年五月说、元朔五年说，正确的应是元光元年五月。对此，周桂钿先生有详考，陈苏镇先生亦有详释和补充。参见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19页；周桂钿：《秦汉思想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2-132页；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3-21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