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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厅的判别标准——太湖厅问题讨论的前提 讨论太湖厅何时存在，一个前提是厅的判别标准为何。脱离这一前提，一切讨论均是无意义的。事实上，以往关于厅的设定年代及存在与否，学术界之所以存在较大的争议，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对这一判别标准未曾深究，不曾讨论，也就不可能达成共识。 关于厅的判别，当然还要回到《大清会典》这一清代最重要的记载典章制度的典籍上。第一部记载“厅”制的是嘉庆《大清会典》： 凡抚民同知、通判，理事同知、通判，有专管地方者为厅。其无专管地方之同知、通判，是为府佐贰，不列于厅焉。 “专管地方”意味着在这一辖区内排斥了同一级其他权力的介入，也即是同知、通判在辖区内从事一切行政事务不受其他知州、知县及同知、通判的束缚。行政事务所指甚广，又因钱粮和刑名，尤其是命盗案件的审验权乃清代正印官职责的上限，故一般可用钱粮和命盗来衡量是否有专管之地，清人也曾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嘉庆八年(1803)时，经奏请在安徽宿州南平集地方设立抚民同知，“将浍河以南五十三集统归管辖，一切刑名、钱谷事件照依直隶厅之例俱归该同知专管”[6]，此时所设正是“厅”的建置，因其专管“一切刑名、钱谷事件”。但仅仅五年后，护理安徽巡抚鄂云布就奏请更改同知章程，“将抚民同知改为捕盗同知，所有刑名、钱谷事件仍归宿州经管……将宿州、灵壁、怀远、亳州、蒙城五州县并归该同知就近督缉”[7]，刑名、钱谷改归宿州经管，该同知仅仅管理捕盗事宜而已。可以看出，依照清代典章制度，“厅”与“府佐贰”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钱粮和命盗上。 然而，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模糊不清，或者虽认识到此点，但并未对每一个厅的具体情况进行细致分析，以致在清代地理文书及今人著作中，将大量并非厅的建置写入地理沿革中，并往往误将职官设置时间与厅的设置时间等同起来，产生了不少疏误。 以往判断政区性质的厅的形成存在一个方法上的问题，就是过于注重“名”而不注重“实”，往往从文献中寻找“××厅”的写法是何时出现的，一旦在实录、方志等史料中发现“××厅”的写法出现，便顺理成章地断定“××厅”作为政区是存在的。这种方法本身是不准确的。前面所引的《大清会典》中明确提到清代的同知、通判有两种：一种是厅，它必须具有专管之地；一种是府佐贰，它没有专管地方，区分的标准非常明确。但问题在于：在清代多数文献中，无论有没有专管之地，无论是“厅”还是“府佐贰”，它的长官即同知或者通判都可以使用“××厅”的名称，因为“厅”这一词语在产生之初只是指同知或通判的衙署而已，但明末清初，部分同知或通判辖地逐渐成为新的政区形式，其辖境被称作“厅”。所以，文献中“××厅”可以指代两种含义：一种是作为政区的“厅”；一种是作为同知或通判衙署的“厅”。毋庸置疑，“厅”指代含义的非唯一性给我们判断政区性质的“厅”的存在造成了极大的干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厦门，在《清代政区沿革综表》《清代地理沿革表》等工具书中都将厦门厅列为政区，甚至《清实录》中也出现过“厦门厅”的说法[8]卷一九一，但其实厦门并非是政区性质的“厅”。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廷将泉州府同知移驻厦门，交待的任务是“管理海口、商贩、洋船出入收税，台运米粮监放兵饷，听断地方词讼”[9]卷十。乾隆六年(1741)时又将命案报验之权授予该同知，但仍要移行同安县，如“别有情节者，移县汛报”[10]卷一五三。终清一代未获命案审办权，且钱粮征收亦不专责，仍归同安县征，道光二十三年(1843)因鸦片战争英军攻占厦门，奏请缓征二十一年地丁银时，还是由厦门海防同知及同安知县共同提出的。[11]所以厦门同知既不管钱粮亦不管命案，这也是为什么清代道光年间厦门修志时仅称《厦门志》而不称《厦门厅志》的原因，且该志序文中一直称厦门不过“同邑之一隅”而已[9]卢凤棽序，意为虽称“厦门厅”，仍不过是同安县一部分而已，不列于国家正式的政区名目。故仅仅从名称上，无法从根本上断定厅的性质，必须结合其在辖地内的职能才能确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