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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钱粮与命盗权责的分合——乾隆三十二年太湖厅形成说 乾隆元年设立太湖同知，专理东山捕务之后，钱粮、命盗仍然由吴县来处理。但这一制度安排面临地理上的困境，众所周知，清代对于钱粮征收和命盗处理有着严格的时限控制，并成为州县官的“头等政务”。太湖之中的洞庭东山、西山，人烟稠密，但与吴县相隔甚远(见图1)，尤其是西山地区，钱粮交纳和命盗招解极为不便，因此在制度上进行调整，便成为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 乾隆十一年(1746)关于太湖区域钱粮征收，清朝政府第一次做出调整，将太湖东山、西山应征钱粮划归太湖同知催征，《清实录》中有载： 吏部议准。调任江苏巡抚陈大受等疏称……再洞庭东西两山，前因太湖地宽，知县不能遥制，是以设立太湖同知驻扎东山。查该处地阔粮多，湖面风涛险阻，输纳甚艰，请就近归太湖厅催徵。所徵银米，即支放附近太湖左右两营弁兵俸饷，不敷银两在司库拨补，余米运回吴县贮仓，统作南米。其起运漕白米，于吴县徵收米内，照数兑运。至太湖左右两营弁兵，驻防震泽、宜兴者，应支粮饷，仍照旧于司库及附近县分拨给，免致过湖支领。从之。[10]卷七二九③  图1太湖厅、吴县形势(采自民国《吴县志》) 《太湖备考》记载了巡抚陈大受奏疏的略本，除了《清实录》中谈到的“湖面风涛险阻”外，还提到钱粮征收中可能出现的“包揽侵蚀”之弊[12]卷四。东山、西山之人也常感叹，“两山之民之输粟县仓者，久为风波所苦”[12]卷十二。自乾隆十二年(1747)起，太湖同知正式开始征收东山、西山钱粮，并于次年七月新造了东山、西山的鱼鳞册。[12]卷五 但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太久，仅仅五年之后，江宁巡抚王师又奏请将西山钱粮重新划归吴县征收[16]，乾隆十八年(1753)得到批准，“户部议准。署两江总督庄有恭疏称：洞庭东山丁粮，经前抚臣陈大受题归太湖厅同知徵收，其西山与吴县地方较便，应归该县征收。从之。”[10]卷四百四十户部议奏的题本尚存，其中记载了太湖同知征收东、西山钱粮后的一些弊端：“西山不与东山接壤而且山多田少，鲜出米谷，所产花果丝绵必藉苏城销售，顺途易银，完粮粜米交仓”，“必须先赴苏城售货易银，再至东山，不免重涉风波之险。”[17]至此，太湖同知所统仅为东山钱粮。 此时太湖同知除钱粮之权外，地方事务管理仍有限制，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时奏档中还称“东山地方命盗案件及西山一切民事向系吴县管理”[18]，这也就意味着乾隆十一年(1746)之后，尽管太湖同知已具备钱粮征收之权，但司法上权限仍然非常薄弱，仅限于民间细事审理之权，命盗仍然由吴县管理。且乾隆十八年(1753)之后，太湖同知的有限职权仅仅能够于东山行使而已，西山一切钱粮、司法已重新改归吴县管理。即便如此，清人依然感激政府“虑太湖中风涛不测，山民之输将于县者，舟行险阻，命太湖厅就近征收，以爱民之心，行爱民之政”[12]卷首。 但吴县属苏州府附郭县，本身政务纷纭，根本难以顾及远隔湖面的洞庭东山、西山一带，到了乾隆三十二年，苏州布政使苏尔德奏请将东山、西山一切命盗案件改归太湖同知管理： 吴县最为繁剧，东、西两山地广人稠，讼狱繁多，遇有民事，往山勘验，远隔太湖，自苏州至东山，自东山至西山又越二十余里，涉险逾岭，既难朝发夕至，设遇风浪间阻，大□□程，而□辗转耽延，未免顾此失彼。即该处民人遇有命盗等事，赴县控理，由西山渡湖至苏城八十余里，风□□□，转恐重□扬。臣悉心筹酌，东山钱粮向由同知分征，西山钱粮已归吴县征收，官民相安，似应各循其旧。所有东山、西山一切户婚、田土、打降、赌博及命盗等案，应请归同知经理审勘，仍由知府核转。[18] 苏尔德同时奏请为同知添设司狱，以便于协助同知处理政务，随即得到批准，司狱署建立。[10]卷八四二次年，太湖厅发生人命案件，民人宋大林、妻芮氏被其子宋金满黑夜砍伤，宋大林夫妇俱因受伤身死。时任太湖同知杨玉麟相验尸伤棺殓，随即拿获犯人，“提齐邻证，究审明确”，转解至江苏巡抚处。[19]可见，太湖同知审理命盗之权在乾隆三十二年确系得到落实。 至此，太湖同知所具有的权责具体是东山钱粮征收权和东西两山包括命盗在内的司法权。就东山一地而言，太湖同知可以说具有了“专辖之地”，太湖厅自此成立。太湖厅是一个从水利而捕务，再到钱粮，再到命盗案件(见表1)，逐渐具有完全行政职能的复杂设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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