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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雍正八年、乾隆元年太湖同知的性质 明乎清代厅的判别标准，只需要分析太湖同知何时具有钱粮征收与命盗审理之权，就可以明确太湖厅的设置时间。 在整个历史时期，太湖一直未设有正式的较高级别的职官驻扎，宋时仅设有甪头巡检司一员，置于元祐八年(1093)[12]卷十二，其效果尚佳，据说“经百八十余载，两山之民咸受其惠。营寨兵级固壮，善于水势，长于勇敢，虽有盗徒，无所施其暴”[12]卷十二。延至明代成化十七年(1481)，又添置东山巡检司一员，专管东山，而甪头巡检司则专管西山一带。[12]卷四以二巡检司微员管辖太湖诸岛，且其职能被限制在“稽察非常”上，民事则不参与[12]卷十二，只能说聊胜于无，充分显示了以往对太湖水域行政管理的忽视。 苏州府于雍正八年(1730)设立水利同知一员，驻扎于吴江县同里镇。赵泉澄《清代地理沿革表》将太湖厅的设置时间系于雍正八年，其依据正是该年设立的水利同知。关于太湖水利同知的情况，吏部讨论的题本尚存。该事为礼科给事中顾祖镇请奏，时任吏部尚书张廷玉议奏后，向雍正皇帝回奏： 查太湖界连江浙，周围广阔，支港交错，沿湖田亩，实资灌溉。我皇上轸念民生，东南、湖南堤岸悉颁发帑金，委员修筑，工程具举，利邑弘多，但沿湖郡邑事务繁剧，州县各官于疏浚修筑之任，势难兼顾，若无专员管理，恐历年久远，淤塞倾圯之患，或所不免，应如该给事中所奏，太湖地方准其添设水利同知一员，令其专司疏浚港汊，修筑圩岸，启闭闸座等件，其地方事务不得干预。[13]1888-1891 该折同时还否定了令该同知“督领各地方兵备，沿湖游巡，缉捕盗贼”的请求。该同知仅仅职司沿太湖地区的水利而已，“地方事务不得干预”，且衙署亦不在太湖上，而是吴江县同里镇，哪里会具有“专辖之地”？将该年视作太湖厅设置之年，显然是不合适的。 到了乾隆元年(1736)，该水利同知被移驻于太湖东山。以往将太湖厅的设置时间定在乾隆元年(1736)，正是依据于此。《清实录》记载甚为简略，乾隆元年“吏部议准。前江苏巡抚高其倬疏请，移吴江县同里镇之太湖水利同知驻东山，移督粮水利同知驻枫桥。从之。”[10]卷十五该同知的职责，据乾隆八年建造衙署的太湖同知高廷献所记，“太湖为东南巨浸，界连江浙，跨苏、常、湖三郡，分隶十邑。湖中多山，大半属吴县。惟东洞庭最为繁庶，距城百里，稽察难周。雍正十三年，大中丞高公题请太湖同知移驻东山，加督捕衔，专理东山民事，重职守所，以资弹压也。”[12]卷十二由“水利”而加“督捕”，并非仅仅是头衔的简单增减，而是有职权和考成的变化。高廷献深有体会，“同知职司水利，居斯署也，当使泛滥不闻，耕凿常安，则必穷源竟委而利导之，非是则旷”，而“同知又职兼督捕，居斯署也，当使鼠雀不争，萑苻无警，则必拊循而稽察之，非是则旷。”[12]卷十二可见，此时“水利同知”除了照旧管理环太湖诸县的水利、堤岸事宜外，新加“督捕”衔，意味着要开始处理民间争端、督捕盗贼等。 关于乾隆元年太湖同知的职权，笔者查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初二日江宁巡抚高其倬的原始奏疏，其中有更加明确的说明： 查苏属太湖周八百里，界跨两省四府，乃众流汇注之区，亦盗贼藏集之所……东山居民极繁，不下数万户，亦须大员就近弹压查参。近年以来，虽设有专营巡察盗匪，较之从前颇觉严密，而民事无文职专办，即缉获之盗犯与渔舟之编查，亦无文员就近查究经理，实为不便……先据升任苏州府知府姚孔鈵议称，请将太湖水利同知移驻东山，居四府之适中，扼全湖之要领，既可修浚水利，兼司缉盗，洵有裨益……至遇失事疏防，仍将督捕同知及专汛官弁各分定地界，分别报参，亦无所容其推诿。[13]2948-2950 该水利督捕太湖同知所管主要是东山捕务及环太湖区域水利事，不具有“专辖之地”，太湖东山一地仍然属于吴县。事实上，清代所设的“督捕”同知，还有很多，均非厅的建置。如道光元年(1821)在平定白莲教起义以后，曾经意图在湖北郧阳府竹山县白河口地方设抚民同知置厅，“兼管刑名、钱谷”[14]，但旋于四年因建设城池耗费巨大等因，改白河口抚民同知为郧阳府分防捕盗同知，房县、竹山、竹溪三县“窃盗、抢夺案件均归该同知督捕开参”，“所拨厅治各保一切赌博、私宰、打降、枷杖案件并听该同知就近审理，刑名、钱谷仍归各地方官办理”[15]，白河口厅被撤的奏疏中还专门提到“抚民同知必须兼理刑名钱谷，如命盗招解，征收钱粮，政繁责重，事不止于缉捕”。可见督捕同知仅可管理民间细事而已，遇到刑名、钱谷事件，仍然由地方官办理，不构成厅的建置。 综上，乾隆元年太湖同知的移驻，其职责在于捕务及民间细事处理，不能视作“厅”的建置。以往将乾隆元年作为厅的设置时间，正是犯了将职官的移驻时间与厅的设置时间等同起来的错误，而不顾及该职官的权责范围，是不妥当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