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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人类是一种陆生动物，对海洋的认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而渐渐深化的。“鱼类分为软骨鱼类和硬骨鱼类两大类，生活在海洋中的鱼类约占全部总和的60%”(44)，了解海洋鱼类是认识海洋动物的重要构成，也是研究海洋文化必不可少的内容。而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对海洋动物的理解相对有限，作为大航海时代产物的《坤舆万国全图》《职方外纪》和《坤舆图说》等地理学汉文西书，带来了欧洲人关于海洋动物的新知识。利玛窦、艾儒略和南怀仁都是“多才多艺”的西方传教士，具有异常丰富的关于海洋知识的准备(45)。这些地理学汉文西书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了欧洲的世界地理学说，从而不仅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也打破了传统的华夷意识。正是在这些汉文地理学西书提供的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的基础上，晚清新学家的地理学著述，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相继问世，为中国人最终摒弃旧天下观念做好了知识准备。同时，这些地理学汉文西书也介绍了比较丰富的海洋文化知识。《坤舆图说》中很多人文地理的内容沿袭了《职方外纪》，但在自然地理方面，特别是海洋知识方面有许多新的增补，带来了地理大发现之后有关海洋地理、海产，特别是海洋动物等多方面的知识。 中国历史上有过辉煌的海洋活动，不乏航海文献，也有过关于动植物方面的记述，如唐朝刘恂的《岭表录异》中就有一些海洋动物，如海虾、海镜、海蟹、蚌蛤、水母、鲎鱼的形状、滋味和烹制方法的记述，但除海鳅鱼外大多属于小型海洋动物，这与唐朝的航海活动主要在近海有关。北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八月，谪居秀州(今浙江嘉兴)的沈括向朝廷进呈了一套精心编绘的地图《守令图》。他在《梦溪笔谈》卷21中谈到，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海中有一种不见于记载的虎头鱼身的动物，后来发现的荣县《守令图》在海州海中即画有此一动物(46)。可惜这一类专门的海洋动物的描绘，在宋代以后完全消失了。《本草纲目》将动物归类为虫、鳞、介、禽、兽五部，“鳞部”第四十四卷记“鳣鱼”，“出江淮、黄河、辽海深水处，无鳞大鱼……其小者近百斤。其大者长二三丈，至一二千斤”，或称“逆上龙门，能化而为龙也”(47)，多少混杂了传说的成分；而记述生活在近海或江河浅水中的鱼类，则相对准确，如青鱼、鳝鱼、鲟鱼、乌贼鱼等。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大型海洋动物的记述，多混杂着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如龙、神龟、大鲛鱼、鲸鱼、北海大鱼、吞舟大鱼、剑鱼等海族异类，很多记载见诸古代笔记小说奇异传闻的描写之中。巨鱼之出，又多与占符灵验相比附，类似“鲸鱼死，彗星合”“海精死，彗星出”的记述在纬书中就更多了(48)。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关于大航海时代海洋动物的种种图说，以西方动物学作为知识背景，透过这些地理学汉文西书，我们也可以窥见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是如何通过《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介绍、诠释和想象大航海时代新发现的海洋鱼类，并使之巧妙地与基督教的教义宣传联系在一起的。 书籍与思想演变有着复杂的关联，记载海洋动物新知识的汉文西书，未必真正形塑了中国读者的思想。《坤舆图说》中关于海洋动物的很多段落，被清代皇家典藏文献的代表——“康熙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的“异鱼部”收入；民间文献的代表——王宏翰的《乾坤格镜》卷十六也几乎全部抄录了《职方外纪》的“海族说”(49)。由此可见，这些地理学汉文西书中有关大航海时代的海洋动物知识，不仅受到清代官方的重视，也为民间学者所关注。继《闽中海错疏》之后，李调元(字雨村)于乾隆年间著《然犀志》二卷，记广东水产近百种，记其形状，考其出处，一一精细备载，也很可观。例如记“海马”：“一名水马，其首如马，其身如虾，其背佝偻，有竹节纹，长二三寸，雌者黄色，雄者青色。”(50)显得很生动，可与现代海马图相对照。清代经学家兼博物学家郝懿行著有介绍众多海产品的《记海错》(1874)，追记所见海产动物40余种(包括海带一种)。1886年，郭柏苍根据自己数十年在海滨的亲见，加上采询出海老渔民的经验，证之以古籍，撰《海错百一录》五卷。其中记鲨就达25种之多，首先列举“其皮如沙，背上有鬣，腹下有翅，胎生”的特点，然后根据身体大小、头部尾部特点、体纹体色等加以区分。之后，清代著名书画家赵之谦(1829-1884)的《异鱼图》中也有了类似“剑鲨”这样凶猛鱼类的记述：“长嘴如剑，对排牙棘，人不敢近。鲨凡百余种，此为最奇，大者唇亦三四尺。”(51)这些著述也开始重视远洋深海动物的记述，它们是否包含着中国学者对西方传教士地理学汉文西书输入的海洋动物知识的回应呢？笔者认为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由于中国缺乏比较自觉的海洋意识，加之明朝初年实行海禁政策，到了明末清初，中国的海洋实力不是增强反而减弱了(52)。本土文献中有关海洋地理知识的介绍也相对有限。中国的地理学在古代属于历史学的范围，其中包含有很多与古代的博物学有密切关系的知识，随着科举制的兴起和宋代理学的发达，在中国的主流知识系统中，这些地理学和博物学的知识多属于形而下的知识，或为经学的附庸。西方耶稣会士输入的地理学汉文西书，不但介绍了大量地理大发现以来关于海洋动物的新知识，而且将这些海洋动物的新记述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西方传统相勾连，从而为中国人带来了大航海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新知识传统。这些地理学汉文西书的编刊，为19世纪中国人重新认识海洋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资源。 (本文初稿的部分内容曾提交2013年5月10—11日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师范大学主办的“首届环东海论坛”。后经修改于同年7月13—15日提交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主办的“宫廷典籍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报告。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