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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引用的那则报道，提到金氏与泰西某女医创立红十字会，为在牛庄(营口)的红会医院募捐，按以上事实，金氏应是在上海募捐，但查当时在上海的红会人员，却并无金氏此人。上海红会成员由上海各外国领事、传教士、驻沪外国银行主等组成，并实行董事制，其绅董主要有英国传教士慕威廉、汇丰银行副挡手爱地斯、前亚加刺银行挡手甘布尔、丰泰银行主活母、英国驻沪总领事等⑨。在《申报》登出慕威廉为红会医院募集经费的报道后，华人亦有所行动，申报馆的协赈所与施善昌所领导的仁济善堂积极响应，相继在《申报》发起募捐，主动加入到外国人所办慈善事业的经费劝募活动中去⑩。笔者为此翻阅了《申报》、中国史学会主编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七册)、戚其章主编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十二册)，其中也有很多译自日文的资料，但除了《申报》的那则转引自日本日日新闻的报道外，均未找到其他关于金韵梅参与红会募捐救援的文字记载。即连捐户中，也未见金韵梅之名。按照孤证难立的史学规范，金韵梅参与了甲午中日战争的后方红十字救援工作的判断，实难成立。 注意到金氏所获之匾额长六尺，宽二尺三寸，应是光绪皇帝钦赐；但又注意到此匾额“四周遍缀金龙”，似乎又让人联想起清末颁授给来华使节、考察游历官员、在华有功洋员的“双龙宝星”勋章之类的赏赐。清朝末年，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日深，传统的赏赐黄马褂、花翎、顶戴等作法日益显得不合时宜，终于在光绪七年(1881)正式形成了“双龙宝星”勋章奖励制度，共分五个等级。最初，双龙宝星勋章只颁授给外宾，光绪三十四年(1908)始规定有功之中国外务部官员、出洋使臣及各部门重要行政官员，亦可获此殊荣(11)。甲午战后，为了表彰西医红十字会救治中国伤员的殊勋，1895年底经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清政府授予“法国医官司里巴、法国医官德博施……二等第三宝星。红十字会总董奥国住沪领事官哈斯、天津红十字会绅董克慎生、英国住津副领事官北洋头二等学堂总教习丁嘉立……三等第一宝星。美国医官阿布德、英国医官伊尔文……三等第二宝星”。仅此一次受到表彰的西医、传教士等就达20余人，甚至为了答谢卫先生的服务，授予他“五品顶戴”(12)。由于此一时期的“双龙宝星”奖章主要授予外人，故奖章的流传地亦主要在外国，只是因为近年来收藏之风日盛，部分“双龙宝星”勋章开始回流入中国文物市场。如果金韵梅当时确曾因参与救援而获匾额，则其记载和文献必保存在北京之清宫档案或与其同时获奖励之某些中外人士的回忆录中。而这，需要史料的进一步发现。 二、金韵梅生平辨 其次我们需要考察一下金韵梅的生平，看她是否有可能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参与中方的红十字救援活动。 金韵梅(1864-1934)(13)，中国早期著名西医学家，近代中国第一位留美习医女医生。在天津主持中国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北洋女医学堂和中国第一所公立妇产科医院——天津公立女医局(14)事务长达八年(1907-1915)，晚年多从事慈善事业，曾支持北平香山慈幼院的工作和资助中国著名妇产科学家和教育家杨崇瑞女士创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清河镇实习基地。1934年因肺炎在北京去世(15)。金韵梅于1864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鄞州东钱湖镇韩岭村。两岁多时父母去世，被父亲生前教友、美国驻宁波首任领事麦嘉缔博士(Divie Bethune McCartee，1820-1900)收为养女。1872年，麦嘉缔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聘为教授，金韵梅便随养父到日本，遂成为中国第一位留日女学生。1881年，金韵梅赴美国纽约医院女子医学院(Woman's Medical College of the New York Infirmary)攻读医学，1885年5月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887年归国。对于金韵梅归国后的行踪，学界的研究多记述不一。孙石月在《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一书中认为金氏回国后先是在福建厦门以医学传教士身份服务于荷兰复兴会(the Dutch Reformed Board)(16)，后因感染疟疾、气候不适兼举目无亲，再次前往日本，在神户从事于南方卫理公会(17)的医学传教工作。1894年与西班牙籍的葡萄牙音乐家兼语言学家达·席尔瓦结婚，并于1895年生育一子(18)，后因文化差异两人于1904年离婚。离婚后的金韵梅于1905年回到中国，在成都行医，1907年应袁世凯聘北上天津参与创办北洋女医学堂。谢怿的《近代医学人物金韵梅考略》沿用此说。谢振声《中国第一位女西医金雅妹》称金韵梅与丈夫结婚后，不久便离开神户去了美国。田涛《中国第一个女留学生金雅妹——〈纽约时报〉有关金雅妹的报道》称金氏归国后，先后在中国华南、日本以及夏威夷行医10年，由于健康原因，她后来又返回美国，一度居住在南加利福尼亚。而其他的研究交待较模糊，只是笼统地说金韵梅在归国后至开办北洋女子医学堂期间先后在厦门、广州、成都等地开设私人诊所。 前面提到，随日本侵略军来华的日本红十字会组织——赤十字社也收治了中国伤兵，那么，金韵梅在此时会不会参加了日本赤十字社而来华参与救援工作呢？考诸历史可以发现，日本的赤十字社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在战场上非常活跃的医疗卫生民间组织，他们在日本陆军卫生部指挥下从事医疗救护工作。该社在战争爆发后向陆军省请愿并获认可，社内救护人员被分派到本土陆军预备医院或随陆军前往中朝前线战地医院服务，而负责中朝海外勤务的救护员又分海上和陆上两种。在整个甲午中日战争期间，赤十字社派遣的卫生勤务救护人员共有1373人。此外，日本从1890年4月开始创建看护妇制度，由赤十字社看护妇养成所负责招生教学，第一期即录取了10名女性学员入校，这些学员学成后随时听从赤十字社召唤，在战争期间应召进行紧急救护的工作。在整个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从军的看护妇共有647名，但她们仅限在日本本土的陆海军医院供职(19)。而回到那则材料我们可以发现，那位金氏妇人参加的是募捐工作，显然不是战地医护救援。 那么，剩下的就是假如此金氏是金韵梅，她是在日本还是在上海与他人一起从事募捐活动呢？我们首先来排除金韵梅在此期间离开日本回国参加红会募捐救援工作的可能性。首先，考察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的金韵梅，应是处在与达·席尔瓦感情较好的时期。从当时的情况看，作为一个结婚不久或热恋中的女子，作为一对还算恩爱的夫妻，他们不太可能离开生活地日本或是分开而到其敌对国去参加战地救援的(那样他们在日本的身份就会很尴尬)；而金韵梅此时或许也已经怀孕(金在1895或1896年生育了一个男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