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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金韵梅与养父母及对日本的情感来说，她在甲午期间也不太可能离开日本到中国来。金韵梅是一个孤儿，两岁多时即被麦嘉缔收养，并在童年时期随麦嘉缔到日本生活，在那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少年时期。后来她又随麦嘉缔到美国，在麦嘉缔的建议下投考美国纽约医院女子医学院攻读医学，毕业后又在1887年随麦嘉缔夫妇一同来到中国厦门，1889年又一同到日本工作。1911年，当金韵梅在中国天津的事业处于顶峰之时，她还曾以“老亲稚子尚留居美国”(其儿子当时在美国读书，养母麦嘉缔夫人则居住在新泽西州)为由，请假赴美探亲，于当年1月23日抵达美国(20)。可以看出，金韵梅与麦嘉缔夫妇的感情是很深的，基本上是随麦嘉缔夫妇而定其行止的。作为一个孝顺的女儿，作为一个将养父母视为感情投注点的身世凄苦的女性来说，在养父身体并不太好的晚年(甲午时期麦嘉缔已经七十四五岁高龄)，金韵梅是不太可能离开麦嘉缔而远游至上海的。虽然金的哥哥金备在童年时也与金韵梅一同被麦嘉缔夫妇收养，但据笔者目前目力所及，成年后的金备似乎与麦嘉缔及金韵梅的关系很一般。因为从金韵梅和麦嘉缔的原始及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金备青少年时期的一些记载，但在金备成年后却几乎没有什么信息。目前只能从北京协和医院病案了解到，金备死于1920年代。金韵梅与其兄长联系较少，这一点也可从金韵梅临终时的遗嘱看出。在捷克著名汉学家、金韵梅的房客及临终见证人——普实克的帮助下，她的遗产得到了合理分配，其房屋和绝大多数现金捐献给燕京大学，150余卷外文书籍捐赠给了天津私立木斋学校，她在海淀的农场分给了看守她墓地的农民，三位仆人根据年资每人都分到了一笔遣散费，剩余的财产归了义女卢太太。除了金韵梅唯一的亲生儿子已于一战期间战死沙场外，遗嘱里对有可能继承其遗产的亲子侄，却丝毫没有提到(21)。当然，这里也有一种可能，就是金备没有子嗣。因为麦嘉缔与金韵梅的关系极为紧密，笔者也曾试图通过查找麦嘉缔的资料，来从中获取有关金韵梅的进一步的资料，但可惜的是其中也很少，对于金韵梅在1889年后在日本的生活也很少提及(22)。 另外，日本对于金韵梅来说，是她少年和长大后长期工作之地，她和养父母都与日本有着很深的感情。在她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美国纽约医院女子医学院时，由于她的经历，校方还专门邀请了当时在纽约的中、日两国领事出席她的毕业典礼(23)。1889年在厦门因为气候不适并身患疟疾时，举目无亲的她不是选择留在国内其他地方，而是到了日本，这本身就说明了她对日本的感情，希望在留有自己童年、少年时期很多记忆的日本找到些许的安慰。在老父年迈的情况下，心中的牵挂还在，她也不太可能拂袖而到日本的交战国——中国来开展红十字会募捐的。只有是到老父病逝(1900年)、婚姻解体(1904年)，日本已成了她的伤心地的情况下(日本是她和丈夫结婚并生活过的地方)，她才有可能淡然地、心无旁骛地来到中国工作。作为一个身体里流淌着中国人血液而又对日本有着很深情感的她来说，在甲午中日两国交战的情况下，她极有可能做的，就是像前述一些研究者提到的那样，为了避免在日本的尴尬和危险，她和丈夫一起选择到美国暂避。 再次，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除了《申报》1897年的那则报道之外，笔者未能找到任何其他的中英文资料来佐证金韵梅曾参加过中方的募捐工作，不管是其在日本抑或是在中国参加。中文的报纸当中没有，英文的报纸当中也没有报道。就连当时在华医学传教士创办的、专门报道医学传教工作的《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也没有。翻过《博医会报》的读者都知道，该报对每个月的来华者、离开者、结婚者、生育者均有记录和报道。在1887年金韵梅与养父母来华和1889年离开中国到日本时《博医会报》都作了报道，显示了医学传教士们对这位由他们自己辛苦培养的中国第一位留美习医并取得很高成绩的女医生的浓厚兴趣，但在19世纪90年代却再没有报道过她，没有她的任何来华、离开的记录；在甲午战争期间《博医会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中方后方救援的报道文章中，也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假如金韵梅真的参加过甲午救援活动的话，对于这样一个与医学传教士们有着密切联系、代表他们在华医学传教荣誉的人毫无报道，是不可思议的。笔者也试图通过网络查找金韵梅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活动，查找资料的方法是：关于金韵梅的中文资料，以“金韵梅”作关键词，研究性期刊文章用CNKI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研究著作用“读秀学术收索”，即时信息用百度搜索；英文的资料，以金韵梅的英文名字拼写方法“Yamei King”和“Y.May，Kin”作为关键词，研究性文章用Google学术搜索，过期期刊报道用JSTOR西文过刊全文库，学术著作用Google图书搜索，硕博士论文用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库进行搜索。但令人遗憾的是，中英文的资料，对于金韵梅在此期间的记载都很少，但有一条材料引起了我的注意，也能部分地说明问题。这就是发表于1894年11月21日旧金山The Morning Call报纸上的一篇短讯，说金韵梅“现执业于日本神户(Kobe)，她是第一位在美国获得医学学位的中国妇女，也是在日本的第一位受过科学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这则报道被1895年1月份的The Church at Home and Abroad所转引。这说明，起码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前期，金韵梅还是待在日本的。在没有资料证明金韵梅曾参与战争期间的红会募捐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轻易下判断。另外，与金韵梅同在日本的其他华侨的捐款，在中国出版的《申报》也有报道。如曾报道身处东洋、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的“横滨中华会馆冯德明、邝汝盘两善士募集华商洋银一千零二十四元……汇交本埠高泰隆号送来助营烟伤兵医费”(24)。连后来在天津与她一起参与创办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的孙淦，在甲午时期曾加入日本的赤十字社进行战地救援，媒体也给予了报道(25)。假如金韵梅真的参与了募捐，为何独不见详尽报道呢？何况是顶有中国女子留美第一人光环的她，媒体岂不应更加关注才是，却为何只有《申报》转引了一条来自日本的消息了事？另外，就日文文献来看，笔者目前虽未能详查，但正如前所述，中国史学会主编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七册)、戚其章主编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十二册)，其中也有很多译自日文的资料，但除了《申报》的那则转引自日本日日新闻的报道外，再无有关金韵梅参与红会募捐的记载。故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金韵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均不太可能参与了对中方伤兵的红会募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