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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目前尚不能确定究竟是官方还是民间最先创办了宣讲所。不过，早在李文中所提及的天津天齐庙宣讲所和西马路宣讲所设立之前，1903年袁世凯就已经在省城保定设立宣讲所，按日宣讲圣谕广训。详见《裁宣讲生》，《大公报》1904年8月29日。 ②民间一些热心人士或直接创办宣讲所，或对官办宣讲所进行资金支持，构成了宣讲所发展的另一个群体。这些群体中大部分是地方士绅或商人，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与经济实力。如预备立宪公会与江苏省教育会协商创办宣讲所，详见代论：孟昭常：《预备立宪公会致各处教育会论各地方亟宜遍设宣讲所书》，《申报》，1907年10月27日，第2版。天津商人宋则久创办宣讲所，参见《续论天下之真是非(天津宋则久宣讲所演稿)》，《敝帚千金》，1906年第10期，第23页。绍兴的绅士胡钟笙及陈梅媛女士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在胡宅创办宣讲所，详见《预备宪政国民资格绍兴》，《申报》，1906年9月28日，第17版。 ③除了中国人办理宣讲所外，国外传教士也积极进行宗教宣讲，甚至也创办了“宣讲所”。如“雷鸣远原籍比利时。1900年他被比利时教会派到中国来传教，先是在浙江绍兴，1910年转到天津，当年西方来中国传教的人，除照例每星期日在教堂中聚集教徒宣传宗教外，总要利用教会的经费进行一些所谓的“慈善”和“教育”工作。雷鸣远也如此，他到天津后就创办了一所诚正小学和一所师范学校，还办了一个宣讲所，向教外人宣传天主教。为了诱惑中国群众，雷在宣传宗教时，也讲些所谓‘救国’的道理。”引自罗隆基：《天津〈益世报〉及其创办人雷鸣远》，中国人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④裴文玲之文提出“贵州省地处西南隅，民风素不开化。在清末新政改革中兴办的开民智的各项近代社会教育设施中，以设立宣讲所，实行宣讲最适合该省实情。因此，贵州省兴办宣讲所的活动进行得有声有色，最为发达。该省1907年仅设立宣讲所167所，到1908年骤增至1169所，跃居全国首位，1909年仍居全国第一位。”这一数字值得进一步考证，可能是贵州地方政府谎报。文中列表称1907年贵州的宣讲所数是167，宣讲员是235人，1908年宣讲所数是1169，而宣讲员是1106人，到了1909年宣讲所数是1167，宣讲员是1056人，也就是1908年，1909年每个宣讲所还均不到一个宣讲员。另外，平均每个宣讲所的经费由1907年的17两降为1908年的7两与1909年的6两。一个宣讲所一年的经费只有6～7两，其是否真实存在值得怀疑。 ⑤如直隶深泽县宣讲各种报章中有关学务、警务、商业、农业及一切实业、礼教、风俗等事件，详见文牍，《深泽县禀创设宣讲所已历二年请立案批奖文》，《直隶教育官报》，1909年3月22日(宣统元年闰二月初一日)己酉第3期(总第87号)，第34-35页。 参考文献： [1]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王尔敏.清廷《圣谕广训》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遗[J].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3：22下：255-276. [4]裴文玲.清末新政社会教育述论[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 [5]刘晓云.清末北京地区宣讲所述评[J].兰台世界，2010(11)：54-55. [6]韩艳明.清末直隶教育行政体制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9. [7]吕晶.清末直隶社会教育探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0. [8]时闻.天津宣讲所开讲[J].教育杂志：天津，1905(8)：50. [9]十二月初五日西马路宣讲所开讲天津县正堂唐演说白话[J].敝帚千金，1905(9)：15-16. [10]张小莉.试论清末新政时期道德教化政策的调整[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64-174. [11]赵尔巽.内政通纪卷五：湖南巡抚赵通饬宣讲章程公文[J].政艺通报，1903(16)：7-9. [12]专件：学部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J].四川官报，1906(20)：64-68. [13]江苏学会复上海道函：为警察干涉演说事[N].申报，1906-06-14(03). [14]学制：学部奏定教育会章程[J].浙江教育官报，1909(8)：44-48. [15]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J].北洋法政学报，1909(总91)：1-16. [16]紧要新闻：振兴教育之计画北京[N].申报，1909-03-21(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