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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各省宣讲所在数量和质量上参差不齐，有些地方没有按照学部要求设立宣讲所。1906年的《学部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规定，劝学所一切事宜“均由地方官监督之”。在实行宣讲的条目中规定：“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遵照从前《宣讲圣谕广训章程》，延聘专员，随时宣讲。其村镇地方，亦应按集市日期，派员宣讲。一切章程规则统归劝学所总董经理而受地方官及巡警之监督。”[88]但各地并未严格按此规定执行，即使在北京，1907年京师督学局提出，“京城地面辽阔，除内外城各学区，各设宣讲所一处外，其未及设立地面尚多，亟应照章宣讲，以期实行通俗教育”[89]。一些地方如安徽东流县，地方政府甚至阻挠宣讲所的建立。“东流县宣讲员何某前奉学司委赴该县唔商杨令光诒筹办宣讲之方法，该县即以地方瘠苦，无从位置，继则一味不理，推诿绅董，而绅董复推诿该县，宣讲员睹此情形，殊属难忍，即赴省呈禀各当道请示核办。”[90]难怪时人感叹，“数年前学部颁行劝学所章程，并审定宣讲应用书籍，各属亦有宣讲所之设第，敷衍塞责者多，实力奉行者少，故亦未见成效”[91]。 第二，清政府从宣讲内容、宣讲人员的任命考核、宣讲所的日常管理等诸多方面强化对宣讲所的控制。首先，宣讲所的宣讲内容受到严格控制，必须严格按照部颁书目表来宣讲，“固不可涉及一切偏激之谈”。“如因该处情形不同必须自编讲义则宜先行呈核编辑处或劝学所然后行用。”个别宣讲所不按照学部颁布的的书目宣讲，遭到督学局通饬整顿[92]。其次，虽然学部规定要任用师范毕业生或同等学力的人员，但实际中并不能找到如此众多的师范毕业生，于是地方明达绅董“具有新知识”者也可委任，不过“并非讲演科学，但品行端方，通达时务，热心任事，声音朗畅”即可，“品行端方”是考察的首要因素[93]。“前有南汇绅士袁斌等拟设川南法政宣讲所”，但“兹闻蔡观察访悉该绅袁斌，劣迹多端，无办理此事之人格，业已饬府查办矣”[94]。再次，在宣讲现场，动用了巡警维持秩序[95]。 第三，政府开办宣讲所时订立了宣讲规则，本为更好的约束宣讲所中的宣讲员和听众，达到宣讲的效果，但过分严格的规定会让人望而却步。以《天津宣讲所规则》为例，该规则规定：“本所首重《圣谕广训》，凡遇宣讲之时，听者当肃立致敬，不得懈怠”，“听讲之时不得接谈，以防乱人听闻，即休息之时，亦宜敬肃，放浪言笑者皆所宜戒”，“听讲者总宜郑重其事，正身端坐”。这么细致严格的规定恐怕很难引发一般民众的兴趣，在实际操作中也不便于执行[96]。出于对男女之妨的传统禁忌，把女性摒弃于受众之外。《宣讲圣谕广训章程》明文规定：不准妇女听讲，以防弊端[97]。湖北汉阳县县令在1908年拟定的宣讲章程中，本有逢四九之期，准许女子入内听讲的规定，但提学司却以“女学尚未发达，恐有无知愚民藉此造言生事，转碍风气”为由，加以删除[98]。 第四，宣讲员的匮乏和经费不足也严重制约着宣讲所实际功效的发挥。宣讲员不仅数量上不能满足要求，其自身素质也存在着问题。在四川温江县“宣讲各生，均系少识之无之徒，谈说因果，甚至添入科诨，悦人听闻，形同戏谑，毫无实际”[99]。1911年，在汉口城议事会所设的第二宣讲所中，一位名叫戴中华的宣讲员“竟以杀狗劝夫的故事为演说资料，口讲指画，兴味极浓，讵听者诸人大哗日，此旧社会藉神道以儆愚顽之善书也”[100]。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宣讲练习所的设立势在必行。“督学局日前会议以宣讲所讲员乏人，非设法提倡，不足以资整顿，兹以通饬各学区，速为筹画组织宣讲练习所，令该区师范传习各生，实地练习，以期收获成效云。”[101]在经费方面，1911年，长春府参事会公议，因长春地方财政债务日增所亏，拟将劝学所及所属城镇乡各学堂及宣讲所，一律停办，以节各款，归偿前亏[102]。在苏州，“宣讲所两区经费计需洋一百十余元……蒋会长宣言自治会勉力办成宣讲所研究所，由在会诸君热心赞助，惟经费尚少”[103]。 第五，官员贪渎和外国势力的干扰也限制了宣讲所功能的发挥。清末官场贪污盛行，在浙江钱清“前任钱清场徐晓秋明府彭令在任时……捐私财数千金创办钱清场两等学堂……梅蒙学道院宣讲所等”，然而在继任的施姓官员到任后，学堂和宣讲所纷纷被关闭，“徐公所筹经费悉入施场私囊”[104]。受到外国势力干扰也是在所难免，“武昌开办宣讲所第一次演说国耻极其痛快，日前演讲中东战纪，闻者竟至泣下。事为英领事所闻，即派教民李作化前往傍听”，英领事“以其主持排外有伤邦交，即照会鄂督查禁”[105]。 当然，宣讲所设立于清末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人民疲于奔命，不可能为宣讲提供一个良好的施展空间。在光绪三十三年的时候，中国已经经历了连续两年的米贵恐慌，然而此时“且值预备立宪之际，人人当有普通知识，是以失[设]宣讲所，开半日学堂，以谋开通下等社会之知识。倘若饥寒交迫，卒岁难谋，则安论知识之普通与否？[106]”一些宣讲甚至激起民众的不满，酿成官民冲突。在广东大埔，群众认为钉门牌为抽人头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四日(7月20日)捣毁宣讲所，搜查办新政人员[107]。嘉定县附生周曰庠开办学堂仗势欺人，此次复开宣讲所，乡民以为其要以兴学之名实行田花等捐，愤怒地毁学堂，乃至殴打周曰庠和警察[108]。在动荡的社会中，各种势力也利用宣讲所与政府进行或明或暗的抗衡。如：“东省榆树县化树川地方，近有黄天道教者，传流颇广，其教首为张维汉、范聪，在该村伪立官话字母学堂及宣讲所二处，以愚人耳目。”[109]革命党人也曾进入宣讲所，进行各种活动。如在吉林，革命党人周维桢“于省城设宣讲所三处。一在东区河南街，一在南区白旗堆子，一在北区牛马街”[110]。 民国之后，宣讲所依旧存在，不过其创办主体、人员、经费、影响等变化巨大，并衍生出通俗讲演所等多种形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