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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书目表中，除《圣谕广训》是原有的宣讲内容，《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一日宣示教育宗旨上谕一道》《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宣示预备立宪上谕一道》《本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本部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奏定巡警官制章程》《民教相安》《警察白话》《警察手眼》是政府的政策和相关制度，除此之外有三十种新增书目。 这三十种书籍(报纸)涵盖了五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农业、工业、商业常识，发展经济的书籍，有《农话》《普通农学浅说》《穑者传》《蚕桑浅要》《蚕桑简明图说》《冶工轶事》《致富锦囊》《普通商业问答》八种。这类书籍是除政府的政策和规定之外比例最大的一类。第二个方面是日常生活规范与伦理道德的宣传，有《人谱类记》《养正遗规》《训俗遗规》《劝学篇》《国民必读》《劝不裹足浅说》共六种。第三个方面是西方传记和小说，有《鲁滨逊漂流记》《纳耳逊传》《克莱武传》《澳洲历险记》《万里寻亲记》《黑奴吁天录》六种。第四个方面是知识普及类的书籍，有《世界读本》《普通新知识读本》《普通理化问答》《富国学问答》《蒙学卫生实在易》《启蒙画报》六种。第五个方面是新的教育观念和方法的普及的书籍，有《欧美教育观》《儿童教育鉴》《儿童修身之感情》《蒙师箴言》四种。各地宣讲的内容基本上都依据这个宣讲书目表，但不同地区也有所变通，加进了一些报纸作为宣讲内容⑤。 总体来看，宣讲的内容以宣传国家和地方政策、教化人心、启蒙智识为主。在地方自治付诸实施后，宣传新政特别是宣传自治成为与教化启蒙并重的另一项主要内容。 宣传政府政策方面，如袁世凯批准了审判章程后，“饬令印刷分发津府各属，责成宣讲所逐条讲演，俾民周知。”[78]“日前政府会议宪政事，拟咨各督抚饬属广设宪法宣讲所，无论官绅士民均著人所听讲。”[79]“至省府州县所立之教育会，本应附设宣讲所，拟由各省宪政研究所编纂宪政白话说帖，付宣讲所演之，使学堂以外之人亦晓然立宪之不容缓。”[80]咨议局设立后即有人建议各省设立宣讲所，“四境各添派宣讲员一人，专讲咨议局章程。”[81]为调查户口做宣传，“丹徒县自治公所正副所长杨吴二君，以办理地方自治必先调查户口，调查户口必先设立宣讲所，以免愚民疑虑，滋生事端，因公同商酌先设立官讲所四处”[82]。 宣传地方自治方面，如天津“宣讲所宜演讲地方自治制度也。津郡宣讲所自蒙督宪谕饬开办以来，开通风气，收效匪浅。全体人民渐知国民与国家之关系。今当预备立宪，必使人民明晰政体，庶几奉公守法，勉为立宪国之国民。查天津府自治局章程，有编辑白话讲义一条，应俟讲义编成以后，分期在宣讲所讲演，俾国民知守法律之范围，谋公众之益”[83]。“鄂督赵次帅前日传见自治局梅观察面谕谓筹办地方自治须多设宣讲所……惟讲员最为难得，讲解稍有胶执，贻误匪浅，亟宜将关于自治事件分课编辑后，再演白话，发交各讲员遵照宣讲，以昭画一，而编辑此稿尤以参考各国已著之成效，按照中国近今之情势为要义。”[84]“湖北全省自治局司道……爰就学务公所宣讲所派员演讲，现在预备立宪，须先办地方自治各学说，以免人民怀疑，致生阻力。”[85] 此外宣讲各种知识也是宣讲的重要内容。在宣传卫生常识方面，“上海医学研究所会同劝学所在新北门内沉香阁设立地方自治卫生宣讲所”，该宣讲所特重卫生，“详备个人卫生、家庭卫生、公众卫生，俾使国民身体健全”[86]。 四、宣讲所的影响和局限 宣讲所的影响其实就是宣讲的影响。清末的政府宣讲既是一种道德教化，同时也扮演着社会启蒙的角色。这是政府稳定社会、维护统治的需要，也体现着时代的要求。 (1)宣讲所的设立，值得肯定之处有二。 第一，自1906年前后至清朝灭亡的短短几年，不论是内地还是边疆，各省基本均设有宣讲所。大量的时政新闻、国家政策、社会常识通过这一渠道直接传输到普通百姓耳中，有力的推动着百姓的觉醒。葛兆光曾对清末的启蒙运动产生疑惑，“这种‘启蒙’是否仅仅是知识阶层内部的一种象征性运动？它是否缺乏持久教育的支持而仅仅是‘运动’？它的范围是否并不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所写的那么广泛？[87]”从清末宣讲所发展的情况来看，这种启蒙并不仅仅来自知识阶层，政府更是强有力的推动者。宣讲所的设立虽然在一部分地区流于形式，但它绝不仅仅只是一纸空文，分布于各省的宣讲所的记录表明这是清政府试图整合民众的力量挽救危局的一项重要措施。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没有将宣讲所取消，而是进一步发展为通俗讲演所等更加适应民众需求和时代发展的机构，清末宣讲所的设立为其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 第二，宣讲所的政府的身份表明国家对于民众的重视，是政府社会教育职能的建立，也是普通民众社会地位提升的标志，他们不再仅仅只存在于交税、服役的黄册中，也是需要教育、启发的对象。 (2)清末的宣讲所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