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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怀柔远人》一书所引发的“世纪末之争” 何伟亚的《怀柔远人》一书由于“熟练地将‘后现代式的解释与新的档案材料’结合起来，从而使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事件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诠释’”③，获得了1997年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最佳著作奖，并以此奖的颁发为契机，引发了一场“世纪末之争”。为了从《怀柔远人》出发，再评后现代史学，在这里有必要花足够的篇幅，回顾这次争论双方的一些基本观点。在筛选与论衡中，也表明笔者的意向。 海内外学术界关于何伟亚《怀柔远人》一书的争论，以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和美国中国学研究杂志《Modern China》(《近代中国》)为主要阵地，围绕史料的解读与翻译、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关系、“怀柔远人”的具体含义等方面进行，而争论的核心就是后现代的研究取向和后现代主义方法的运用，这正是这样一本对于清代中国的、几乎已盖棺定论的一个“老问题”进行再研究的著作之所以会引发轩然大波的关键所在。因为这关乎到历史学之大义与旨趣。 在这场论争中，美国老一辈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Esherick)首先发难，在《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上撰文，对何著进行批评。其批评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何伟亚对史料的运用和对文献的误读两个方面，并进而质疑何伟亚的中文文献解读能力及其所提出的后现代研究方式的有效性。周锡瑞指出，该书所运用的史料范围并没有得到拓展，甚至还有所倒退。何伟亚只是在原有的史料范围内，借助新的研究视角，对相关史实进行重构。同时，为了让史料迎合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惜牵强附会，导致对中文文献的一系列误读，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观点和得出的新结论不能让人信服。在史料的翻译和解读中出现的一些硬伤，更是无法原谅。在一定程度上，周锡瑞在史料运用和文献解读等方面的批评是可以成立的，但他认为何著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根源就在于作者所秉持的后现代立场及其所标榜的后现代的史学研究方式，并认为，这是“对‘政治挂帅是历史研究指针’的直截了当的维护”④。因而，在他看来，何伟亚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偏离了传统汉学研究的路径，可谓“离经叛道”。 在与周文的同刊同期上，作为决定将列文森奖授予《怀柔远人》一书的评选委员会的两位成员，艾尔曼(Benjamin Elman)与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合作撰文，回驳周锡瑞的批评，极力为何氏辩护。他们指出，周锡瑞对何著在词汇表和史料解读方面的批评有失真夸大之处，对此书的严肃性和学术创意的估价也有失公正，将其与政治正确性混为一谈更是张冠李戴，认为周锡瑞是在对后现代史学宣泄恶意。在史料运用方面，他们指出，新眼光胜过新资料，何著“采用新的眼光和多方位的解释角度对这一复杂的中西互动进行研究，提供了一个可靠而贴切的诠释”⑤。关于史料的误读，二人在文末专门附以“考证学之辨”，指出该书词汇表确实存在极个别错误，但应为疏忽导致的错别字，细枝末节，无关紧要；何氏对中文文献的翻译与解读并无错误，其见解比较符合实情，只是译法可以讨论。显然，艾、胡两人在为何伟亚辩解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维护评选委员会的判定，坚持该书获奖是判定无误，实至名归，进而也在为后现代史学立言。 此文一出，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华裔教授张隆溪随即在《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上，发表了文章对艾、胡两人的观点进行反驳。张隆溪首先对何伟亚的书名进行了批评，认为其英文字义是“爱护远方来的人”，有平和待人、殷切好客的平等互动之意，但中文标题“怀柔远人”，表达的却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天朝意识，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相差甚大。张隆溪再度指出了何伟亚在文献翻译和误读方面的问题，认为书中许多误解误译并非作者水平所限，而是为了迎合其所宣称的后现代解读，故意而为之。因而，“何著的问题不仅是简单的误译，而且是有倾向性的误译”⑥。他还认为，何伟亚对于历史文献不仅解读有误，而且态度相当轻率。例如，在马嘎尔尼见到清廷要求的礼节后，清方记载马氏“尚知”中方体制，但何氏却轻率地认为这是印刷的错误，马氏对礼节仍“尚为无知”。这样毫无根据地做出论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张隆溪指出，史学作为一种严肃的学术，无论后现代或非后现代，都得尊重起码的历史事实，历史文献和学术规范，都得以理服人⑦。张氏之言，笔者深以为然。但张文在论及何著的文献翻译及其解读时，其论见似应审慎，也不可“轻率”。 继张文之后，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也在该刊同年4月号上发表短文进行回应。他大体支持周、张二位的看法，认为，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就事论事是不够的。要评价乾隆对马嘎尔尼来访的态度是否合理，措置是否恰当，除了要仔细研究具体的史料外，更重要的是应该“从整体上理解乾隆及清朝政府如何对待外国的观念，以及产生这种观念的历史和文化背景”⑧，力求得出科学的结论。葛剑雄指出，乾隆对于外国虽无平等的观念，但也并非脱离传统，自作主张，而是根据历来的规定行事。他在文中还特别将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作比较，认为二者有相似之处，借以说明官方对外所用到的“文辞”与事实真相之间存在差距。对于史料的发现和解释问题，葛剑雄认为，“任何新的发现都必须建立在该史料所涉及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尽管“史料与客观事实的差异又各不相同，如果一味作毫无依据的推断就难免失之公允，自我陶醉的‘新发现’很可能成为一个笑话”⑨。葛言甚是，尊重史料，更要尊重事实，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也是得出科学结论的重要前提。 随后，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在该刊同年10月号上撰文，声援何氏。他认为这场争论其实仍与夷夏之辨这一观念体系的理解有关。“由于‘怀柔远人’本是一种理想的表述，其中不乏自大的意谓，在实际操作时则可有无数的变化。”⑩因而，相比对“怀柔远人”字义的现代式诠释，何伟亚的解读实则更贴近其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含义。罗志田认为，何伟亚在解读中文文献能力方面，并非无懈可击，但偶尔出现一些错误，不足为怪。论争中关于史料解读的分歧其实体现出了后现代史家与现代史家在“历史诠释怎样才能更切近历史”这个问题上的区别。现代主义史家认为事后认识加上现代知识的积累足矣，而后现代主义史家则认为除此之外，还需要有意地解构这些现代主义的影响，并主张将人类个体或群体的言行置于其发生时的直接语境之中进行考察(11)。因而，二者在这一问题上其实是殊途同归，其最终目标都是希望能“更切近历史”，分歧只是在于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方法。个人认为，罗氏之论，切中肯綮，言之服人也。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8年4月出版的美国中国学研究杂志《Modern China》中，设立了一个“理论与中国近代史之研究”的专号，专门讨论后现代主义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关系，周锡瑞的文章以英文刊出(12)。紧接着，在该刊同年7月号中，又分别刊发了何伟亚的反批评与周锡瑞的进一步回应。 何伟亚首度对周锡瑞的批评进行了回应。他认为，周锡瑞指出该书末尾词汇表与清代文献史料翻译的错误，并质疑该书的阐释体系，其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捍卫和巩固传统阐释模式的合法地位。何伟亚承认周锡瑞对史学研究者语言能力进行强调的正确性，但是史料与解释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固定不变。他在文中重申了他著作的主要观点及其推论，并再次声明：“写作该书的目的是要构建一种关于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对称性叙述，希望以此打破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孤立主义与西方世界主义的简单划分。”(13)并进而认为，他与周锡瑞所强调与阐释的侧重点不同，体现出了他们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分歧，而这往往被堙没在对主题内容的过分关注中。然而，这恰恰也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长期争论的焦点所在。在社会科学中，现象如同数据一样被组织进抽象的模式中，相反，有着人文科学倾向的历史学则倾向于将现象视为独特的事件，因为它们的特殊性并不必然导致普遍性(14)。由此，何伟亚认为，他与周锡瑞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研究取向自然也就有所不同。 周锡瑞随即发文对何伟亚的反批评进行了再回应。他指出，何伟亚对他的理解是不准确的，他并非认为传统阐释模式不能被挑战，而是认为“将后现代主义这样一个源自西方的殊相，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无疑是又一次将西方理论强加到中国的现象之上。这如同将后殖民理论运用到中国这样一个从未彻底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一样，令人惊讶”(15)。他还指出，何伟亚对于理论有着过分的依赖，作品似乎必须要依附某些理论才能立足，并且理论越新越有市场。他认为，他们之间的争论体现出他们在翻译的理论和方法上的重大分歧。周锡瑞认为自己在中文文献翻译的问题上并非吹毛求疵，而是出于对汉学研究标准的真心关注和维护。因为他看重的是中美学者之间深入的交流和智慧的对话，也同样关心该书所声称的要传达给这一领域年轻学者的信息。显然，这体现了周锡瑞作为传统汉学家，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史研究发展动向的关注和对其前途的忧虑。他们两人在观念上的差别，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两代汉学家的代沟之所在。周锡瑞出于对学术的敬畏而严格遵守规范，何伟亚出于对反思的自觉而勇于突破陈规。 之后，罗志田在大陆最具权威性的史学研究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长篇书评，简述了此前中外学术界关于马嘎尔尼使团的研究，对该书的篇章结构、主要内容及其对既存诠释的挑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针对该书的两大核心观念“多主制”和“宾礼”之间的关联与疏离提出申论。在指出本书所提倡的新观察视角使一些我们过去相对忽视的面相得到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之后，也对作者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取向和方法进行了评介。他指出，何伟亚“提出的考察方式不仅新颖，而且眼界更开阔”，且“长于分析，其对理念的建构胜过史实的重建”(16)。但同时他也认为：“正因为何伟亚的视角与前大不相同，他所提倡的新观察角度所及之处多为过去所忽略者，故这些新领域其实仍需要大量的史实重建工作。何伟亚的贡献也许更多在提出了不少应该注意的面相和问题，而不一定已完成了对这些面相的考察和解决了这些问题。”(17)例如，关于乾隆时代“多主制”和“宾礼”的关联与抵牾，或许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作为一名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他的这篇书评将讨论进一步引向了深入，也推动了该书中译本的出版。 正如罗志田所言，“尽管《怀柔远人》一书的贡献和不足之处都不仅在其运用‘后现代主义’方法之上，但该书引起争议之处却多集中于此”(18)。那么，作为这一论争的焦点，也作为《怀柔远人》一书的研究取向和后现代史学的宏观背景，后现代主义究竟为何？其对历史学又产生了哪些影响？自然引发了我们更多的关注，成为引导我们解读《怀柔远人》及其争论的“阿莉阿德尼之线”(19)，也成为我们正确分析、理解、评价和反思后现代史学的前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