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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关于后现代史学存在的问题。 后现代史学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由于对历史文本、语言自身的内涵和作者主观性的强调，而降低了历史学家对于史料的依赖程度，损害了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史料运用的不严谨和对文献的随意解读在何著中皆有体现，这也正是何著被诟病的一个最主要方面。周锡瑞在对何著的批评中就认为，这些错误导致的一系列疏失，已严重影响了其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并进而质疑何伟亚所提出的后现代研究方式的有效性。也正因如此，该书的中译本也采取了直译并与中文文献原文相对照的特殊翻译体例，以便读者自行去评判作者是否误读了中文文献。我认为，周锡瑞对何伟亚的批评实质上反映了传统史学家对后现代史学的戒备以及对历史学学科地位和科学基础的维护与捍卫。就这一点而言，也与19世纪的“世纪末之争”，即传统史学与新史学之争相类而可作比较。是的，如果按照后现代史学的取径，史学就会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与文学、与想象便没有了差异，最极端的后果就是可能导致历史学自身的消解，即便史学还能存在，“其研究对象、研究的目的和内容、研究著作的表述方式以及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等等都得重新考虑”(68)。正是由于何伟亚沉迷于颠覆史料(事实)与解释之间那种理所当然的关系，造成了他在文本解读中为各种各样的想象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度，在翻译原始档案时，以解读的想象代替了忠实的翻译。于是，后现代的解读似乎逃脱不了望文生义或过度诠释的指控，“归根结底，后现代的阅读观点只关注符号或文本的示意作用，而少措意沟通与效度问题。”(69)我想，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不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主要原因。 此外，在后现代史学对历史主观性的过分强调下，历史没有真相，只有关于真相的看法，历史事实可能会遭到歪曲甚至否定。例如，在何伟亚的这一著作中，曾被不少学者多次指出并提出批评的就是论述的牵强附会，他“为了驳斥传统解释模式的差异论而刻意强调相似性，不惜去模糊甚至歪曲实际存在的差异”(70)。比如他为驳斥“朝贡体制”而提出“多主制”，将“宾礼”视为审慎而灵活的对外交往的手段和方式，将中英的这次遭遇看作是一场具有共性的主权之争与权力话语的冲撞等，这无疑都“夸大了清朝的主动程度，也高估了清朝官员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认真程度，忽视了他们只是为了要对皇上复命才对礼仪一丝不苟”(71)。后现代史学存在的这一问题，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对历史真相的否定，容易导致对历史求真目的的否定，从而使史学家的职业信念发生动摇，引发史学界的思想混乱，同时也为某些政治野心家或军国主义者否认甚至篡改历史提供了口实。也正是因为《怀柔远人》一书的后现代取向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及其可能导致的诸多问题，何伟亚在简短的中译版序言里面，只字未提后现代主义，刻意淡化了自己的后现代主义取向。 事实上，后现代史学能否真的实现对现代史学的突破，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如同论者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毕竟是现代性的产物，它并不能脱离现代性而造就一个分散的、无序的和没有中心的‘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策略或许源自一种重建的欲望，但在其庞大而混杂的理论体系中，似乎并没有为建构新的社会框架提供一个可资选择的替代性方案。因此，只有将后现代主义重新置于现代性之中，我们才可以发现并发挥其潜在的建设性功能。”(72)我认为，对于后现代史学，也可作如是观。回到何伟亚的《怀柔远人》一书，周锡瑞已注意到，“何伟亚要破的很清楚，而他要立的则没那么清楚”(73)。何伟亚一心想否定费正清对朝贡体制性质的规定，但实际上他们的思维并没有多大的本质差异。对此，张国刚指出：“他们关于中国建立朝觐制度之根本目的的描述并无出入，都认为中国统治者要借此扬威宇内，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扩充其统治范围，只是费正清强调中国的文化手段，何伟亚则更强调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手段。”(74)的确，一些历史学家虽致力于突破现代史学模式，但其结果往往也是换汤不换药，最后难免还是走上了现代史学模式的老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也形成了一种“反现代史学的现代史学”的悖论。但是，又或许只有将后现代史学重新置于现代史学的视域之中，我们才可以发现并发挥其潜在的建设性功能。 到了目前，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理论学术界呈现一种淡化的趋势，似乎走向式微，有人甚至开始讨论所谓的“后—后现代”(post-postmodern)。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若在当下就预测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史学的命运，似乎为时尚早，因为它“还在流”。“‘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退却，正好表现出它的一些思想概念，已经开始潜移默化，逐渐在人们的态度(包括治学和生活)上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75)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正如张广智所指出的：“它提供了一种批判的态度、开阔的视野和多角度审视问题的可能性，这无疑会给历史学的发展带来某种活力和新气象，使历史学家始终处在更具自我批评的反省意识中。”(76)这对史学的发展来说是推波助澜，而非相反。 纵观史学发展史，主观与客观、实证与阐释、科学与艺术的对峙如影相随，历史的钟摆永远摆动其间，不会停歇。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西方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卷入了由后现代主义者发起的对历史真理和客观性的争论之中。在褒贬中，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所谓“中间立场”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青睐。无论如何，当今西方历史学界，在经过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之后，已经没有多少历史学家墨守成规，或对历史客观性概念坚定不移了。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击中了现代历史编纂学的要害，如同休谟的怀疑论将康德从唯理主义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一样，后现代主义也将自近代以来“高枕无忧”的历史学家从客观性“那个高贵的梦”(77)中唤醒，使其第一次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危机意识，他们也逐渐从对后现代主义带给史学的危机转向了对史学自身存在的危机的思考。在这样的危机中，反思已不单纯是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反思来修正现代史学所一贯忽视和实际存在的问题，从而在危机中寻找转机，发现史学的新途径和新方向。正如法国年鉴史家勒华拉杜里告诫我们的：“史学应该有所坚持，拒绝自恋的倾向，切莫顾影自怜。在某些角落里，‘历史之死’的呼喊固然响彻云霄，但史学必须勇往直前，穿透魔镜去追寻新的世界，而非寻找己身的映照。”(78)我们以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为个案，来考量后现代史学，对它的实践成果作出反思，其学术意义与理论价值即在于此。 笔者预期，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这场争论还将继续，因为后现代史学还将继续。等它尘埃落定吗？不可能！因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79)。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才会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