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何伟亚的后现代史学实践 何伟亚的后现代史学实践，在我看来，就集中体现在《怀柔远人》一书的后现代取向上。若要论及其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利弊，还得从该书所论述的主题谈起。 1793年9月14日，乾隆在热河行宫接见了马嘎尔尼使团，但在接见前却发生了一场众说纷纭的礼仪之争。清政府将英国视同所有其他朝贡国，要求马嘎尔尼使团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马嘎尔尼则要求用觐见英王的礼仪，行单腿下跪和吻手礼。双方僵持不下，最终谁都没能如愿，以英国使团行单腿下跪之礼草草收场。为此，乾隆很是不快，以致马嘎尔尼使团希望与清廷谈判，改变现行的贸易制度、扩大通商、建立经常的外交联系等目的都没有实现，使团以失败而告终。这样一个在近代中英对外交往中看似微观而普通的事件，却意外地引起了西方史家特别是美国汉学家的密切关注。长期以来，在海外汉学家的种种诠释下，该事件被赋予了远超出其本身价值的巨大历史意义，被看作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并被置于鸦片战争及其之后的众多中外冲突和不平等条约中联系起来考察。 1.关于马嘎尔尼使华的现代性阐释模式 正如书名所示，“怀柔远人”(39)这一习语所指称的观念构成了海外汉学界(特别是美国)研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大背景，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结构—功能体系理论”、“对礼仪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及“华夏中心主义观”三项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西方流行理论。而集三者之大成的就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用“朝贡体系(40)”模式(“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之世界秩序”的系统观念。 长期以来，“朝贡体系”模式对这场礼仪之争的解释得到了西方汉学界和中国学者的公认。首先，费正清将这一事件定性为帝国主义扩张中的大英帝国与闭关自守、傲慢且自视为世界中心的中国相遇，并因文化误解而引起的文化冲突，其实质是优越而先进的文明与落后而低劣的文明之间的撞击。其次，费正清将中国在这场礼仪冲突中不能成功应对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对“朝贡制度”的执著，认为，正是“朝贡制度”滋生了中华帝国的“优越感”，从而产生了诸如华夏中心主义等一系列的观念，把使团当作“夷”而非“客”，也正是这种“朝贡制度”阻碍了西方先进文明和现代性的输入。再次，费正清对“宾礼”(41)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清政府的“宾礼”其主要作用就是为了宣泄天朝的这种“优越感”。可见，这一模式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文化”上，即以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成功应对西方输入的现代性，而这体现在清英18世纪的外交上就是一种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换言之，“冲突发生的原因并不在于西方扩张性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任何内在的特点，而是在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不可避免的冲撞，或是文化误读可想而知的后果”。由此，“中国的文化主义被置于与西方的现代性相抗争的地位，而且恰恰是由于这种文化主义僵硬的特点，它无法创造性地回应西方。于是，在某一方面曾经解释了中华文明经久不衰之生命力的层面，在另一方面却又成为防止中国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发生变革的主要障碍”(42) 显然，这是一种蕴含目的论的“现代化叙事”，事先预设了一条历史发展的单线进化的道路，即由传统走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被假定为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在这种逻辑之下，西方社会俨然成为现代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英国使团就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居高临下的“拯救”意识和“文明开化”的使命感来到中国，但不料却遭遇了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朝贡体制的阻碍。“马嘎尔尼试图冲决朝贡体制的文化壁垒时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使团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与西方进行更广泛的交往，也解释了为什么中西之间的关系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充满了矛盾与冲突。”(43)因而，在这种完全不平等的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冲击与回应”的阐释模式下，停滞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变化只能来自外部因素，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又成了导致中国不能成功应对西方输入的现代性的根源，阻碍了理性资本主义在中国兴起。由此，晚清皇朝不但必须承担其自身走向崩溃的责任，而且也得对西方船坚炮利的对华政策负责。可见，这种“现代化叙事”不仅给“西方的‘文明使命’及其‘拯救’苦难土著的基督情怀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44)，也为其日后侵略行为提供了正当性、合理性的理由。这种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流行于学界。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所体现出来的新见，不致让旧说陈陈相因，对于学术的推进，意义非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