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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怀柔远人》的后现代取向 何伟亚针对这种极具偏见的“现代主义”观念对中英礼仪冲突问题乃至整个史学研究领域的影响，提出了明显带有后现代主义印记的历史观，“试图把研究的场景移出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熏染过久的整体认识框架，而力图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发言，或倾听他们的声音，把个人的现代性经验放在历史的具体场景中重新加以验证”(45)，以矫正上述这种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 《怀柔远人》一书的后现代取向，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现代主义阐释模式的解构。 正如罗志田先生所言，何伟亚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构史学重构”(46)。他明确地向以费正清为代表的“朝贡体系”模式的文化冲突理论进行挑战，反对将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事件描述为闭关自守的中国与帝国扩张中的英国之间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而将这场礼仪冲突视为中英两个扩张性殖民帝国政治交锋的结果，其实质是英国的“主权平等”外交观与清朝的“差序包容”天下观的碰撞(47)。为此，何伟亚在书中分别从中英两条叙事线索出发探讨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经过，并以清代的“宾礼”为基础，将18世纪的清王朝建构为一个“多主制”的帝国，认为，清王朝并没有僵硬不化地坚持天朝心态，而是接受并承认以满清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元领导。清政府的“宾礼”也并非为了宣泄天朝的“优越感”，而是为实现“多主制”的一种审慎而灵活的对外交往的手段和方式。清朝宫廷官员在礼仪程序组织上的不当才是导致英国使臣失败的原因。在他看来，费正清等现代学者都陷入了赛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理论框架，将东方按照西方人的想象加以描绘，实际上体现出的是一种殖民主义的价值观。因而，对于当代历史编纂而言，史观的突破成为了必然。 20世纪80年代，柯文(Paul A.Cohen)开始公开批评战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传统和种族主义偏见，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努力建立一种“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研究取向，即从中国社会的内部因素出发考察中国历史发展变化产生的根源，“而不是把它看成西方历史之实际或理论上的延续”(48)。然而，何伟亚也表达了对柯文“中国中心观”的不满，尽管柯文单方面认为何伟亚的这一著作是“最纯正的‘中国中心’式的研究”(49)。何伟亚认为，“中国中心观”并没有对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本身质疑了这样的观念，即中国文化是在遥远的往昔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和信仰；并由此开启了一种可能，即对被费正清构建进其关于中国对外关系之朝贡模式的许多假定——特别是其确认中国的对外关系只是中国一成不变的文化态度在外部关系上的投射——进行再分析”(50)。因此，在何伟亚看来，柯文虽认为中国社会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但按照他的逻辑，中国的传统文化仍然决定着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态度，这实则走上了费正清“朝贡体系模式”的老路，只不过是对它进行再分析罢了。这样一来，何伟亚颠覆了“朝贡体系”模式以西方现代性的单向输入为基准，中国只能被动回应的阐释，而主张将中英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以“两个平等的帝国”之间的交往来审视问题，从而将以西方为中心单向度的“输入”变成了中英双向度的“互动”。这种以“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视野对现代主义阐释模式的解构，犹如釜底抽薪，随着传统历史研究视角的转变和理论前提的瓦解，以往的论断或许都将被颠覆。 第二，从文本的深层结构质疑史料与历史、历史解释之间的关系。 埃尔顿曾将历史研究归结为两件事，一是找出哪些是史料，二是这些史料正确的意思是什么(51)。但是问题在于何谓“史料”以及何谓“正确的意思”。后现代史学认为史料即文本，“假若文本为定本(固定的语言符码)，那么异解从何而出？是故，‘语境’(context)的概念必不可缺(无论其为历史、或文化、或个人的条件)，方能弥补‘文本’理解之不足”(52)。“语境”即“语言环境”，是指说话的现实情境，即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具体场合，一般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时间地点、听读对象、作(或说)者心境、词句的上下文等项因素。也就是说，文本由语言构成，语言又发生在一定的语境之中，因而，语境影响和制约着文本的形成，也影响着人们对文本含义的理解。正因如此，作为文本的史料，不是绝对客观的记录，而是受到主观意志的浸染，所以，史料和历史的真实是有距离的，强势的语境以及同权势相联系的强迫性的意识形态都可能使文本歪曲对事件的反映，从而影响人们对历史事件的阐释。 在何伟亚看来，迄今为止的西方汉学界对马嘎尔尼出使大清失败原因的传统解释都是建立在欧洲学者从欧洲的观点对“乾隆致英王的信函”这份重要文件的误读之上。他指出，这封信函一直以来都被认为“很好地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义、孤立主义和自给自足感，于是，这封信，还有马嘎尔尼使团很快被整合进朝贡体系综合体之中”(53)。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对马嘎尔尼出使大清这一事件的官方描述，由于受到当时的语境和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的影响，在转变为文字前实际上已经存在一个潜在的结构指导记史者的遣词造句。例如，英方史料记载，英使节最后只行了九次单膝跪地和俯身向地之礼，而中国的所有官方记载都对使节不符礼仪之事隐瞒不录。因而，这样的文本能否指涉事实，又在多大程度上指涉事实，都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在文本的意义不能被事实所证实的情况下，就只能依靠不同文本之间相互指涉来揭示其意义。于是，何伟亚着重将中英双方对遣使事件的记录进行了考查和对比，分析了历史文本更为复杂的结构层次，试图从当时中国的满族人与英国人是怎么看待礼仪的角度来理解这一事件，以便强调双方不同的观念框架与实际操作模式，从而立体地呈现该事件，发掘事件的“原始”意义。由此，何伟亚通过对历史文本主观因素的强调，再次凸显了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动摇了“史料(事实)与阐释之间的众皆认可(the taken-for-granted)的关系”(54)，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历史认识论的问题。 第三，尽可能将历史现象或事件放到其当下所在的时空语境中进行考察。 正是由于语境、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会对文本的形式和内容产生影响，使得文本和语言本身充满了作者及其文化背景的各种隐含假设和偏见。所以，历史学家在对历史现象或事件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就不能脱离其当下所处的时空语境，而要尽可能将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放到其当下所在的时空语境中进行考察，分析其实际所处的地位和状况，而不是在已有的预设上去进行毫无事实依据的推论，否则会造成对事件态势的误读，从而导致结论的偏差。何伟亚认为，费正清的“朝贡体系”模式仅从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出发，而忽视了事件发生的时空语境。“一方面中国内部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清的‘对外关系’却不顾史实地被冻结在‘中国反应’模式的范围之内”(55)，这样一种忽视时空语境的“死气沉沉的东方与生机勃勃的西方”的阐释模式必然会歪曲清英两个帝国相遇的性质。 在《怀柔远人》一书中，何伟亚特别强调了当事双方所处的时空语境，并认为这是导致结论差异化的重要因素。他指出：“18世纪的大英帝国和清朝与一般意义上或一般认识中的‘英国’和‘中国’有相当的不同，双方都是版图宽广且在扩张中的‘帝国构建’(imperial formations)，都统治着不同种族与文化的子民；双方都各有其政治中心，也都有等级不同的属国或殖民地，而双方也都自认为比对方优越。”(56)何伟亚通过对清王朝从西藏到蒙古这一广大地域的特殊政策的考察，强调，“清王朝并不仅仅自视为中国之王，而有着欲为其势力所及的各种政治文化体系的王中之王的野心。故‘以满清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才是清朝对其帝国的想象(imagining of empire)”(57)，而非“朝贡体系”。因而，在这样的时空语境下，何伟亚避免了传统与现代这一通常的划分，否认了这场礼仪冲突是两个文明或文化的遭遇，而是将其视为建立在“差不多水火不容”的政治准则之上的“帝国构建”之间的碰撞。在这里，何伟亚的理解及其结论是否正确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强调了将事件置于更符合历史实情的时空语境和动态进程之中进行考察，以实现与昔人的“心通意会”(58)(empathy)，这是有效地防止陷入武断和偏执的谬误，使历史研究更切近历史的重要途径。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主义的原则也是吻合的。 综上所述，何伟亚要动摇和挑战的正是既存的史学知识生产范式，即“按照界线清晰的时空实体来安排其叙述，将文明与民族作为恒定的历史分析单位；以直线式的因果关系组织事件，明确地以宗教、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类别来界定社会成分；并将历史发展分割成黑白分明的历史的各个阶段”(59)。何伟亚在解构这种史学重构的同时，通过“介入往昔”(to engage the past)(60)，也重构了史学重构。他力图构建“另一种形式的史学”，即不再关注以剔除史事的虚设成分、净化史学事件及史学编纂为目的的消极“辨伪”(falsification)和根据简单的因果概念组织起来的互无联系的离散单位，而是更关注经过多重陈述的事件以及各种参差多相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网络。在这个意义上，“重建过去并不只是发掘新证据，运用新方法或者揭示从前的偏见。它也意味着介入所有学术研究都要卷入的知识的产生与传布(distribution)的政治之中。因此，问题不在于叙述时少一点偏见或少一点意识形态色彩，而在于如何依据多种阐释立场和我们每天面对的权力结构来定位我们自己的史学研究”(61)。我认为，何伟亚的这种构建新型史学的追求和后现代史学实践的勇气本身就值得我们赞许。他在单一的传统阐释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提供了一种对历史进行多元理解的可能性，也折射出了后现代主义对分析历史文本复杂意义层结构所持有的令人深思的理论，在给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之余，也带来了更多关于后现代史学的思考。这种思考也许更具价值，更有助于历史学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