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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②关于这场争论，起因于“新型文化史模式”的倡导者德国史家卡尔·兰普勒希特的代表作《德意志史》(第一卷)的出版(1891年)。该书甫以出版，即引起学界强烈反响而渐次展开，最终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被伊格尔斯称之为“激烈的讨论”，论辩双方主要在卡尔·兰普勒希特与兰克学派之间进行，争论情况可参见美国学者伊格尔斯著，赵世玲、赵世瑜译：《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又见，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7、69～70页；第六卷，第7页。 ③④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 ⑤艾尔曼、胡志德：《马嘎尔尼使团，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史：评周锡瑞对何伟亚著作的批评》，《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 ⑥张隆溪：《什么是“怀柔远人”？正名、考证与后现代史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 ⑦张隆溪：《什么是“怀柔远人”？正名、考证与后现代史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 ⑧⑨葛剑雄：《就事论事与不就事论事——我看〈怀柔远人〉之争》，《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 ⑩(11)罗志田：《夷夏之辨与“怀柔远人”的字义》，《二十一世纪》1998年10月号。 (12)周锡瑞：“珍惜远方的史料”(Joseph W.Esherick，“Cherishing Sources from Afar”)，《近代中国》(Modern China)第24卷第2期(1998年4月)。 (13)(14)何伟亚：“后辩论史学：对周锡瑞的回应”(Jame L.Hevia，“Postpolemical Historiography：A Response to Joseph W.Esherick”)，《近代中国》(Modern China)第24卷第3期(1998年7月)。 (15)周锡瑞：“翻译者，叛逆者：对何伟亚的回应”(Joseph W.Esherick，“Tradutore，Traditore：A Reply to James Hevia”)，《近代中国》(Modern China)第24卷第3期(1998年7月)。 (16)(17)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8)罗志田：《十八世纪清代“多主制”与“宾礼”的关联与抵牾》，《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 (19)阿莉阿德尼之线，来源于古希腊神话。雅典人因害死了克里特岛米诺斯国王的儿子而遭到神的惩罚。为了向米诺斯求和，雅典人每隔九年送七对童男童女到克里特岛，供奉在岛上看守迷宫的牛头人身的怪物(米诺斯牛)。雅典王子提修斯混入进贡的男女行列，决定杀掉米诺斯牛，解救祖国。由于他深得米诺斯国王的女儿阿莉阿德尼的青睐，而获得了她的线球与魔刀，杀死了怪物，并沿线球所示，走出了“迷宫”。“阿莉阿德尼之线”后转义为“引路的线索、摆脱困境的办法”。 (20)沃·威尔什著，章国锋译：《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21)俞金尧：《令人困惑的“后现代”》，《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22)“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在1967年提出，用以描述20世纪后半期工业化社会中所产生的新社会结构。按照现在的理解，后工业社会就是以知识信息爆炸为特征，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为主体的信息社会。 (23)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6页。 (24)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195页。 (25)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26)罗兰·巴特：《语言的细声》(Roland Barthes，The Rustle of Language)，纽约1986年版，第138页。 (27)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巴尔的摩和伦敦1997年版，第158页。 (28)“作者之死”为巴特揭示的阅读立场，指文本的解释远非作者所能规范。 (29)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著：《历史的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30)李宏图：《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进展——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31)弗朗索瓦·多斯：《结构主义史》(Francois Dosse，History of Structuralism)，明尼阿波利斯1997年版，第245页。 (32)帕莎·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 (33)韩震、董立河：《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内容提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4)转引自张德明：《批评的视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35)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0页。 (36)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64页。 (37)李宏图：《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 (38)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 (39)何伟亚认为，“怀柔远人”是指皇帝在道义上肩负有统治世界的责任，应该怜悯和仁慈地对待那些处在中心统治区以外的人们，应该轸念那些长途跋涉来到他的宫廷的人们。参见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序言》，第1页。何伟亚对这一习语的理解与传统理解的差异及其用意，也成为学术界围绕该书进行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40)中国在其历史发展中孤立于其他伟大的文明中心，并洋洋自得于自己的文化优势，很早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处理对外关系，其他区域的统治者必须认可中国天子高高在上的权威地位。外族王公以两种“象征性”方式表达他们对这一要求的接受：进贡和行三跪九叩之礼。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日益复杂的官僚机构和规章制度维系着这套制度的象征，现代学者称这套由机构和文字构成的复合体为“朝贡体系”。参见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10页。 (41)宾礼为古代五礼之一，即为天子接见诸侯、宾客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相互交往时的礼仪。《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覜曰视。”后代则将皇帝遣使藩邦，外来使者朝贡、觐见及相见之礼等都归入宾礼。 (42)(43)何伟亚：《从朝贡体制到殖民研究》，《读书》1998年第8期。 (44)陈义华：《后殖民知识界的起义——庶民学派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45)杨念群：《“常识性批判”与中国学术的困境》，《读书》1999年第2期。 (46)罗志田这里提出的“解构史学重构”，是指对相关题目的既存史学成果进行批判的评估。参见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译序”，第10页。(又，这篇译序为罗志田先生所作，是由他发表在《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的长篇书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改写而来) (47)何亚伟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译序”，第5页。 (48)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序言》，第59页。 (49)朱政惠：《柯文教授的清史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50)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中文版序》，第1～2页。 (51)埃尔顿：《历史学的实践》(G.R.Elton，The Practice of History)，纽约1968年版，第87页。 (52)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2页。 (53)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243页。 (54)(55)(56)(58)(59)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228、244、23～24、253、250～251页。 (57)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60)何伟亚提出的“介入往昔”，大致意谓史学研究本身也是一个史家参与或卷入其中的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介入往昔已成为不断发展的混合化进程的一部分。唯有包容差异的介入，即不将现有的思维强加于过去或反之，才有可能产生另一些形式的评论。参见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253页。 (61)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229页。 (62)张广智主编：《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页。 (63)海德格尔：《物之思》(Martin Heidegger，What is a Thing?)，印弟安纳1967年版，第60～61页。 (64)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126页。 (65)陈君静：《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 (66)孙竞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西方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趋向》，《安徽史学》2013年第2期。 (67)韩震、董立河：《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第6页。 (68)杨共乐：《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3期。 (69)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4页。 (70)(71)张国刚：《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文史哲》2006年第1期。 (72)张旭鹏：《后现代主义无助于解决中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4日，第7版。 (73)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 (74)张国刚：《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文史哲》2006年第1期。 (75)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1页。 (76)张广智：《克丽奥的东方形象：中国学人的西方史学观》，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77)原文为That Noble Dream，由美国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批判兰克史学的客观性。 (78)勒华拉杜里：《历史学家的思想与方法》(Emmanuel LeRoy Ladurie，The Mind and Method of the Historian)，布莱顿：萨塞克斯1981年版，第27页。 (79)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