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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后现代主义及其对历史学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是由各种不同而又相关的理论和主题所组成的混合体，内容庞杂，包罗万象，好似应景流动的万花筒，五色杂陈，其又无孔不入，跨越各个领域，并与时变迁，争议不断。正如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威尔什(Wolfgang Welsch)在《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一书中所言：“‘后现代’作为一个口号固然尽人皆知，但它作为一个概念，含义既丰富又模糊。”(20)俞金尧也曾形象地指出：“后现代这个概念像个筐，它装下了所有具有反现代倾向的思想、观点、人物及其作品。”(21)因而，要将其纳入“定义”的框架，并非易事，而这恰恰也是后现代主义所极力反对的。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后现代主义也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于我而言，对这样一个宽泛且复杂的概念，更只能管中窥豹，以见一斑。 一般说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股思潮，孕育于后工业社会(22)的宽大温床，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而诞生，在1968年法国发生“五月风暴”之后，终成气候。70年代以降，它不断发展壮大，从最初风靡欧美的文艺思潮，而日渐超越文艺领域，成为席卷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的颇具声势的社会文化思潮。 从许多方面来看，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反思和批判。现代主义与现代社会相伴始终，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主义所暴露出来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越发显著，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的关怀和对未来的忧虑，进而开始对当代西方文明进行反思。人们发现科学、进步、理性等现代“价值”和“真理”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启蒙运动所允诺的自由和幸福，反而成为现代社会种种弊病和危机的根源。于是，后现代主义以一种反传统、反体系、反中心的思维模式，猛烈地批判和否定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现代理性”与“进步学说”。“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概念等成为对它的特征的一种概括”(23)。因而，后现代并非是现代之后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而是得名于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是一种思想观念的更迭和西方文化的内部自省。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源复杂而丰富。如尼采及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对文字性质不稳定性的主张，结构学派人类学者李维斯陀对亲属结构之研究，直到现代的一些人物如罗兰·巴特对文本的重视，福柯对知识和权力之间关系的解析，德里达的解构观念，利奥塔的后现代情境之描述，詹明信的资本主义后期的看法，吉尔兹将文化视为文本，要将之解码寻求意义等等都促成后现代主义今日的面貌(24)。 在后现代主义庞杂的理论体系中，“解构”理论(deconstruction)是其核心思想，“正是解构理论构成了后现代精神的底蕴和基色”(25)。在建筑学上，“解构”是“建构”(construction)的反义词，意即拆解与分散；但在哲学上，德里达的“解构”概念乃由海德格尔转手而至。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最早使用“解构”一词来表示对结构的分解和对个体意义的凸显，以检视和改造西方“存有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Being)。德里达在1967年相继出版的《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和《声音与现象》三部著作中，正式提出了“解构主义”理论。他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将“解构”一词的含义扩张为对二元对立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消解和对等级压迫结构的解构与颠覆。在我看来，“解构”的策略与现代主义者的“替换性”批判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现代主义者虽然也对“理性”进行了挑战，但他们期望用新的中心来取代旧的中心。这只改变了内容，没有改变形式，他们仍然囿于理性和传统价值所赖以存在的认识框架中。而后现代主义者则从对内容的批判，发展为对形式的解构，旨在从根本上颠覆以二元对立的世界模式论为主的认识框架，从而消解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破除对理性、主体和本质的迷信。这表现出了一种比现代主义更彻底的怀疑主义，彻底捣毁了西方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赖以存在的根基。 但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这一“解构”策略在认识论上却又走向了相对主义的极端。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颠覆了传统语言观对语言的意义和功能的理解，强调了语言的自律性、复杂性、独立性、先在性、不确定性及其对实在的遮蔽。福柯和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变为实在的最终视阈，否认存在独立于人类语言和话语之外的超语言实在。在他们看来，所谓的事物只不过是由词语排列组合而成的“话语”或“文本”(text)。巴特说：“事实无它，仅是语言的存在。”(26)德里达更是断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27)他们虽不否认外在世界的存在，但却认为实在永远被语言遮盖，人只能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同时，由于语言自身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而符号之间又处于无限的相互指涉中，因此，语言成了一种无休止的符号游戏，永远不会达到某种固定的意义。也就是说，文本并不存在大写的、唯一的意义，而是具有多重意义的可能性。因而，对文本的解读应该是多样的，即便是对同一个文本，不同的读者也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作者之死”(28)，也就意味着读者的诞生。按照乔伊斯·阿普尔比等人的归纳，后现代主义者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挑战“知识的客观性和语言的稳定性”(29)。后现代主义以一种极端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的立场，否认语言对实在的再现性与指涉性，进而否认事物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走上了“语言决定论”的道路。 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蔓延的路径来看，它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点及面的过程。从最初对建筑结构的反感，发展到对西方认识论的质疑，渐及对主客二元对立和精神物质对立的解构，再到对语言的确定性及客观实在性的颠覆，然后走向文学批评，最后才由文入史。显然，历史学是滞后的。这与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密切相关。“在历史学领域，这场争论出现的时间较晚。大部分是因为较之其他学科，历史学看起来更加依赖于翔实而确切的个案材料来得出最终的结论。”(30)再加之历史是西方近代文明“呈现”的最主要途径，因而，历史学成了抵抗后现代主义的最后据点。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后现代主义志不在修正或取代前身，而是要全盘否定该门学科存在的根由。被英国传统史学巨擘埃尔顿(G.R.Elton)称为“理论贩子”的后现代主义者竞相宣布：“艺术之死”、“文学之死”、“哲学之死”，史学虽一时负隅顽抗，但终究难逃厄运。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被认为“敲响了历史的丧钟”(31)，甚至招致了“历史杀手”的恶名。20世纪60年代末，在海登·怀特的引导下，后现代主义开始通过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进入史学领域，从对史学理论的渗入开始，逐渐波及到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实践。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集中体现在对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和实践及其阐发的重要历史观念的批判，以及对历史主观性的强调，冲击了现代史学赖以存在的主要基础。 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基本历史观源于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在启蒙思想家眼里，历史的演变不但是一个直线发展、有始有终、不断进步、合乎理性的过程，而且该过程本身还呈现出内在的一致性(coherence)。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像自然科学家解释世界一样揭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用以解释历史的进化。由于有了这样的预设，目的论(teleology)便成了历史叙述的切入点。由于过去被视为现在的原因，现在则是过去的结果，因果关系也随之成了研究历史的主要内容。后现代主义对这种目的论进行了有效的批判和解构，指出时间是断裂的、不连续的，历史也并非以直线形式展现，而是变化无常、混乱和中断的，没有起源，也没有终点，更不会在进展过程中逐渐揭示出真实。所以，后现代主义者主张摈弃目的论的“现代化叙事”，将其碎片化，并重新加以拼贴，以便破除强加于历史现象之上的各种“本质性”规定。 同时，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史学以科学理性、线性进步观为主要特征的思维模式和以民族国家史为主的宏大叙事，强调了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一致性以及东方与西方、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使西方成了先进文化的代表和历史唯一的主角，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也成了历史发展的唯一范本，抹杀了历史的差异性、多样性，忽视了历史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后殖民研究主将迪皮什·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指出的那样，“西方之外的这些社会永远被滞留在‘历史的候车室’里”(32)，他们排着队，等待着搭上西方这趟开往现代社会的列车。实际上，对现代主义历史思维和叙事模式的否定，也就是对西方近代文化优越性的否定，不应将非西方文化简单地视为西方文化的延伸。在这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虽不是始作俑者，但它旨在突破中心和精英的局限，强调从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宏大叙事转向对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从中心视角转向对历史的多元理解，是西方学者从西方文化内部对西方中心意识形态的有力一击，具有颠覆意义。 由于受社会科学领域“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经过巴特、福柯、德里达、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和凯尔纳等人的努力，历史学研究逐渐从对实证主义的考察转向了对语言学的辨析，开始关注语言与历史以及历史解释之间的复杂关系，促成了一场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的实质就在于抛弃了以往“科学的”或“客观的”历史研究范式，而把重心放在对历史语言的研究上，“通过对历史著述的话语分析来展示历史的文本性、叙事性和修辞性，并由此将它们归结为一种文学制品或想象之物”(33)。由于赋予了想象、虚构以合法性地位，史实的客观性和可知的过去均变成过眼烟云，史料不再映照和指涉过去，历史也变成了符号的游戏。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语言学的转向是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范式转换。由于这一转换，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的人文科学的基础遭到了严重怀疑，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34)历史学也因之而产生了深刻的变革。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主观性的强调也是其备受瞩目但又备受争议的一大特点。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对历史主观性的强调，集中体现在其相对主义的历史哲学中。在历史本体论上，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认识的客体(史实、史料)不是独立于认识者之外的实体，而是由语言和推论的实践所构建出来的“文本”。海登·怀特就把历史看作“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35)。福柯认为，所谓的历史，也是由人们“这样说”或“那样说”所决定的，不存在真实的历史，正是由于语言反复的被言说，才构成了历史的“真实”。德里达也坦言，历史永远被语言所掩盖，对于历史研究而言，除了依靠残留的文本以外，并无过去的实迹可以依傍。因而，历史学家应该通过解构文本来揭示过去社会中的内在运作与结构。历史研究最终就是要研究语言。由此，后现代史学呈现出了一种“语言迷恋”(linguistic obsession)或“文本崇拜”(the fetishism of text)的倾向，也否定了史实和史料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动摇了历史学赖以存在的坚实基础。这对于历史学而言，不啻是“石破天惊”。 在历史认识论上，后现代主义对史料与史实、历史知识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史料与史实只是不同的文本，因而，历史学和历史之间也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文本之间的关系。人们不可能通过检验史料来判断史实的真假。“事实上，从这一点上来看，后现代主义者发动了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革命。原来纠缠不清的历史客观性、主体与客观的关系等问题，都一概被撇开了，变得毫无意义、毫不相关了。”(36)由于语言成了挡在真实面前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历史知识并非来源于历史事实，而是来源于当下的历史陈述、话语和文本。由于文本的含义具有不确定性，这使得人们对文本的解读也只具有相对价值。从而，历史知识也没有固定的内涵，史学与文学、事实与虚构没有本质差别。比如，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和《话语的比喻》两部理论著作中，就试图建立起一种比喻理论，以此消除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并在历史与想象、真实与虚构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这样一来，后现代主义完全切断了历史知识和过去实在的联系，从而消解了历史学的学科性质。 在史学方法论上，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语言的阐释，突出强调了历史学家主体性的发挥和对语言模式以及文学修辞方法的运用。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人们通过语言所作出的任何解释都只是解释者通过语言进行的一种‘建构’”(37)。历史学家使用语言所描述出的历史不再是真实的历史，而仅仅是“一种修辞战略”。历史学家需要通过语言模式的运用和“情节设置”(emplotment)来增加故事的生动性。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文本有一个潜在的、诗性的深层结构，历史撰述从根本上离不开想象，历史叙述和历史文本都带有虚构成分，具有文学的品质，被语境和修辞决定。因而，历史学家也就无需写出符合文本本意的“真正的历史”或“正确的历史”，而只能按自己的偏好选择相应的“写史模式”。他在《元史学》一书中，把19世纪的四位历史学家和四位历史哲学家分别纳入了他所认为的构成历史解释基础的四种写史模式中，打破了以往的如实编排史料这样的历史解释范式和方法，突出强调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和对语言模式的运用这样一种并非客观真实的研究方法。 可见，后现代主义正是力图在全面挑战西方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基础上，动摇历史学的科学基础，颠覆西方自启蒙以来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念，并通过对历史主观性的强调，消解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否定历史学存在的理由。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迄今以来史学所面临的一次最为严重的冲击和挑战。 虽然后现代主义长期置身于风口浪尖，学术界对其争论也从未停止，但其对史学的影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少史学家已开始将后现代取向落实到历史研究的具体层面。何伟亚的《怀柔远人》一书就正是从后现代角度重新诠释了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访华事件，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产物”(38)，也被视为后现代史学实践的典范。其对现代主义阐释模式的解构，对历史认识相对性的强调以及颠覆性的结论，展现了后现代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也暴露了存在的问题，我们不妨以此为案例，进一步剖析和反思后现代史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