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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源不远，还在流”：对后现代史学的反思 “源不远，还在流”(62)，是张广智先生在评估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时的用词。我以为，借此用来对后现代史学作出反思，这“源不远，还在流”之旨趣，也是适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称的后现代史学，它并不是一个像传统史学或新史学那样的史学范型，也不是像年鉴学派那样的史学流派。就目前来说，它根本还没有形成范型或流派，因为关于后现代主义本身的许多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所以，以它为头衔的史学更是无从定性。我们往往把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发生了某些变化的史学称为后现代史学，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便于与传统史学、新史学等概念区别开来。 海德格尔曾断言：“每一种主义都是对历史的误解与死亡。”(63)我以为此言差矣，无论是对于何著，还是对于后现代史学，都应一分为二地来看待，或应从他们过激的言词、颠覆性的语汇中，寻求到某些合理的成分，引我思索，为我借鉴。以下就结合何伟亚的后现代史学实践，并由此说开去，对后现代史学略陈管见。 其一，后现代史学颠覆了既有的历史刻板印象。 后现代史学不仅修正了传统史学阐释模式中的偏见，也给一些陈旧乏味的主题注入了新的活力。王晴佳、古伟瀛指出：“从后现代史学来看，没有什么不可重写的题目或著作。事实上，打倒‘一言堂’，重视以往被压制或被排挤或被兼并的过去的声音，是后现代史学的一项正面贡献。后现代史学一向认为历来的主流史学太受各种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直线进步观的影响，为了要彰显以前史学作品的‘错误’观点、突出主流史学过分强调‘理性’的不合理性，后现代史学用‘旧瓶’装新酒的情况也不乏其例。”(64)柯文就认为，何伟亚的史学实践有说服力地提出了一种不仅考察马嘎尔尼使团，而且全面考察从18世纪至今中西互动这一整个课题的全新方式。 的确，何伟亚所努力构筑的既非“西方中心”也非“中国中心”的“中间道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因为无论是“西方中心观”还是“中国中心观”，实际上都走向了极端，都只是从单一的思维向度来理解历史、阐述历史的一种偏见，无法真实地展现历史的原貌。正如论者所言：“如果按照‘西方中心观’传统与现代对立的理论分析框架，把近代中国的发展归之于西方的‘冲击’，就会导致对传统文化复杂性和发展力估计不足，忽视中国传统的内涵，抹煞中国历史的主体性。但如果按照柯文主张的‘中国中心观’，突出强调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又容易忽视现代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具体历史发展实际。”(65)因而，在我看来，二者仍属于“中心观”的范畴，没有脱离“中心观”的窠臼，不过是“中心观”的一体两面而已。“在历史研究中，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要求历史学家避免任何最终确定性。后学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促发了近二三十年来对多种历史解释的追求。如杜赞奇等人所声称，这种努力的目的正是在统一的启蒙历史观之外提出可以选择的另类历史解释。”(66)尽管现代主义的历史思维在西方学术界和历史研究中可谓根深蒂固，但同样诞生于西方学界的后现代史学能直面和进一步地责难这些问题，的确难能可贵，并应受到我们的重视。 其二，后现代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后现代史学强调了语言在历史叙述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主观性，以及语境的变化对词语内涵和运用的影响，指出历史学家应从对历史事实的研究转向对历史文本、语言和语境的研究，即从研究我们认识了什么和怎样去认识的层面转向探讨我们表述了什么和怎样表述的问题。辩证地来看，我们当然不能认同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最终将史学归结为一种文学制品或想象之物的倾向，但是它通过对历史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强调揭露了科学主义、客观主义的西方传统史学研究范式所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扩大了历史研究范围，丰富了历史写作方法，深化了历史认识，仍然具有积极意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史学接过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主观性原则，将其纳入到了更高层次的理解系统之中，使主观性原则成为服务于新的客观性原则的要素”(67)。因而，后现代主义在这方面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就《怀柔远人》一书而言，列文森奖的授予无疑是对何伟亚所提倡的后现代写作方式的一次重要肯定，而它的颁发也多少有着暗示研究范式转换的风向标意义。从其后的美国中国史研究情况来看，我认为，何著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了当代美国汉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比如，柯文在1997年出版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中，就大大借鉴了后现代史学理论。他认为，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是权力话语的体现，并不能反映事实的真相，而文人和官方文献之外的非文字性材料却可以弥补体现权力话语的文字材料的缺陷。因而，从经历和神话层面对义和团的解释更具说服力，也更能让读者理解，由此颠覆了史学家的权威。何伟亚的另一著作《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则运用后殖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起义时期的近代西方对华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他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也是一个文化过程。帝国主义通过他们的“霸权教程”对清政府和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和规训，让他们学会在帝国主义支配的世界里，规范自己的行为，以服从和接受这一“霸权工程”。该书在资料、理论、方法和视野等诸多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