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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南京人。 就南京大屠杀中主要受害群体之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而言，南京卫戍军由第二军团、第60军、第71军、第72军、第74军、第78军、第83军、教导总队、宪兵部队、江宁要塞部队等组成，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南京籍占绝对少数。由于突围处置不当，大多数退往下关码头到燕子矶的十里江滨一带，长江对面的浦口曾为胡宗南部把守，有较为宽阔的广场和多处码头，官兵如能获有序的指挥和适当的交通工具，应能挽救数以万计的生命。例如“教导总队工兵团装备中，本有24只大型橡皮舟……可是当我们赶到隐藏的仓库时，已被别的部队放火烧掉了，说是为了坚壁清野。仅有一只漏网之鱼……借此，桂永清将军总算得以渡过长江。”[2]5另有一只小火轮，在送唐生智等过江后，往返浦口和下关，因指挥失当，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只运送了少量官兵。一些官兵自行设法，或抱木头、木板，或抱房梁，或划澡盆、马桶，泅渡长江，“淹毙者甚多，情形凄惨”[3]。数万放下武器的官兵群龙无首，盲目徘徊，终被日海陆军追击部队包围、俘虏，加以杀害。 即使受害的平民，也不都是南京人。当时南京的难民中，尚有从上海、无锡和其他地方来的[4]208。1937年9月，魏特琳估计，每天经过南京的难民“以一千多人的速度递增”[4]56。虽然到底有多少外地难民滞留南京，兵荒马乱时代无从精确统计，但爬梳残缺不全的史料，仍可略观其规模：伪南京自治委员会1938年初曾疏散京沪线沿线难民，仅2月27日就遣送难民800余名，2月28日又遣送300名，而日军特务机关原定27日遣送1600名，28日遣送800名[5]563-564。3月5日，伪南京自治委员会报告，2月12日，仅在和平门一处，他们就发给外来留京难民回籍证199张、安居证5854张[5]522。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外来难民颇众，其中必有相当数量被日军屠杀。 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也不仅是中国人。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难民营里搜寻中国士兵，住房委员会副主任里格斯(美国人，中文名林查理)一再对日军解释，以免其把平民作为军人抓走，结果被日军军官三次用刺刀威胁，遭到其殴打[6]164。12月25日，林查理解救了一名中国妇女，结果再次遭遇攻击：“这名军官抓住由日本大使馆发给里格斯的袖章，将他的双手从口袋里拉出来。……他猛击里格斯的胸部。……当他解释说他是在陪同这名妇女回家时，他遭到了这名军官的反复殴打。里格斯想看一下这名军官的袖章，马上他的脸上被击中了一拳。……见里格斯拒绝了，军官朝他脸上又打了一拳。”①后来，掌管鼓楼医院的美国人麦克伦被日本士兵刺伤脖子，险些丧命。德国外交官罗森等其他西方国家在宁人士也曾遭遇生命威胁。除遭受显性伤害之外，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PTSD)症候群体现了一些西方人士目睹惨状后产生的“软性”、隐性伤害。费吴生离开南京到美国宣讲大屠杀事实时，不断遭受失忆等症状的困扰[5]187-188。严重的，甚至对生活失去信心而自杀，如美国女教师魏特琳。惨剧发生几十年后，仍有幸存者无法摆脱伤痛记忆而痛苦不堪，另有研究者因受到大屠杀噩梦的影响而主动结束生命，像张纯如[7]。 因此，国家公祭将祭奠对象设定为所有日本侵华的受难者，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