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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占领之下的南京生活如常；没有强奸，倒是中国妇女主动挑逗日军。东中野修道引用当时《朝日新闻》等日本媒体的报道，描述了日军占领下南京的“祥和”情形，“过去市民一见到日本人就要扭过头去藏起来，而现在全变了，同日本兵交上了朋友，笑嘻嘻地接近他们；物价虽是战前的10倍，但卖火柴、蜡烛、盐和茶叶的货摊生意兴隆……在日本大使馆后面的广场上，看见日本兵在发给居民点心、香烟，给抱着婴儿的老太太送奶粉，场面非常热闹”[20]124、204。他还引用曾担任南京城主攻任务的日军第36联队联队长胁坂次郎的宣誓证词[26]，说一个日军中尉捡到一只中国妇女的绣花鞋，都被起诉，可见日军军纪严到何等程度；并引用第10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次郎的话，说“当时中国妇女眼睛盯着金钱，主动调情者并不罕见”[20]199-202。 5.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西方证人的证词不可靠或作伪证，法庭不公正。大屠杀发生时，处于中立状态的欧美各国的“压倒性”证据，在判决中是重要支撑④。日本右翼深知他们证言的作用，因而不遗余力地加以持续攻击和诋毁。例如贝德士，他的证词经被告辩护律师三文字正平质证过，无法否认。但田中正明却引用了1937年12月16日《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说，12月15日，贝德士一见到日本记者，就说，“秩序井然的日军一进城，南京就很快了和平，这比什么都好。”[20]246然后用这篇报道为证据，说贝德士在东京审判中说谎。 不但那些当时出庭的西方人遭受诽谤，凡是与东京审判有关的外国人都被右翼抹黑。田伯烈的《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华暴行》是起诉方的重要证据。北村稔说，据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回忆，其曾与田伯烈密晤汉口，商定海外宣传计划，形成不宜由中方出面、而由国际友人担任代言人的共识，由政府出资，田伯烈、史迈士出面，著南京大屠杀目击记录2册，后来田伯烈照办[26]43。本来，在当时西方各国政府对日本侵华袖手“中立”的情况下，请有良知的国际友人向世界宣布日军暴行，是正当的做法，并不影响证据本身的效力，但北村稔却以此来说明田伯烈立场有疑问，他编辑的证据因此有问题。北村稔还说，费吴生携马吉所摄日军在宁暴行的胶卷，广泛宣传日军暴行、游说美国各界援华抗日，其经费显系国民党提供。以此来说明费吴生和马吉并不中立，证词不可信[26]53-57。 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并未出庭，他的一封信被陶德曼作为附件收在德国外交部档案中，信中揭露日军暴行，当年被起诉方找到并提交法庭[27]186-187。《拉贝日记》1996年公布后，右翼掀起对日记的诋毁狂潮。东中野修道用“过渡润色”“露骨篡改”等词形容了日记，认为拉贝“把流言蜚语当作事实”，甚至把拉贝记载的日军强奸活动想象成潜伏在拉贝家的中国军官“自编自演的强奸剧”[21]268-283。亩本正己曾出专书批评《拉贝日记》“受作者信仰、立场、历史观、战争观的影响”而造成“夸张、传闻、臆测”，存在“明显的编造、前后矛盾、不自然、不合理”[28]1、220。 6.以无知作证据。自从东京审判时被告辩护律师冈本正一冒充专家、与证人威尔逊医生纠缠梅毒问题以来，不断有右派以极其无耻的心态讨论南京女性受害者的生理问题。东中野修道说：“据欧盟统计，在波斯尼亚战争中遭强奸的女性达2万人之多。因此，出现了受害者的生育高潮和弃婴的惨剧。在非洲的卢旺达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但在南京，《南京安全地带纪录》(按：应译为《南京安全区档案》)中并无受害者生育高潮的纪录。这不正说明所谓2万人遭强奸的事是不存在的吗？”[21]184事实上，贝德士1938年2月记述道：“现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今天一名妇女带着她的女儿来到金大，要求为由于日本人强奸而怀孕的女儿做流产手术”[29]30。而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德蔚(Albert N Steward)1938年12月记述道：“最近几个月，有许多不幸的妇女前来大学医院求助……大夫为他们卸掉了不受欢迎的‘包袱’，尽管对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医生们持有不同的意见。我明白在遭强暴而怀孕的情况下堕胎为合法行为。……大夫称自己为南京的第一号消灭日本人的人。”[29]299-300 一一列举日本右翼的各种谬论为本文篇幅所限。其手法，俗称“切香肠”，不断制造新话题，试探各国政府、人民的反应和强度。其逻辑，“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通过质疑个别遭到误用的史料，来否定整个证据链。其用意，在于突破南京大屠杀这一在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历史中和东亚各国人民历史认知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事件⑤，为修正所谓的“自虐史观”创造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各界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努力，也是为了捍卫二战中联手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