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南京大屠杀是世界各国人士的共同记忆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有不同身份的外国侨民身处南京。具体来说有下列三个主要的群体。 一是外国记者。目击南京大屠杀的外国记者共有五人，其中四位是美国记者，他们是美联社记者叶兹·麦克丹尼尔、《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特洛简·斯提尔、《纽约时报》记者提尔曼·杜丁(或译蒂尔曼·德丁)、派拉蒙新闻摄影社记者阿瑟·孟肯(或译门肯)。另一位为路透社英国记者史密斯。南京沦陷时，他们都在南京。《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读者文摘》《华盛顿邮报》《生活》等美国报刊的新闻报道，多数由前述西方记者撰写[1]。 二是英美德三国的外交官。美国方面，大使馆二等秘书爱利生(或译阿利森)、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工作人员麦克法恩1938年1月6日作为第一批西方外交官从上海返回南京。他们一方面记录、报告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另一方面接受南京外国侨民的汇报。同时，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驻日大使格鲁、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因为工作关系，接触到较多相关资料。国务卿赫尔和总统罗斯福作为决策者，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有原则性的宣示。另有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卡伯特·科维尔曾在大屠杀之后到南京实地考察。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哈利·雅纳尔(或译为亚奈尔、亚内尔)等，对南京形势亦十分关注[8]。德国方面，德国驻华大使馆办事处外交官罗森、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1938年1月9日回到南京。除他们之外，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驻上海总领事菲舍尔、驻华使馆参赞劳腾施拉格尔、驻日使馆参赞奈贝尔、驻日大使冯·迪克森、外交部副部长魏茨泽克、驻华使馆参赞毕达等，因为工作关系，不同程度地接触到南京大屠杀的实况，并各自留下了篇幅不等的记录[9]。英国外交官普里多-布龙、洛维特·弗雷泽、沃尔泽与德国外交官一起抵达南京，其继任者杰弗里、威廉斯，则在1938年1月底抵达，均对南京大屠杀及其影响有所记录。 三是列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西方侨民。他们是拉贝(德，中文名艾拉培)、史迈士(美)、马吉(美)、黑姆佩尔(德)、曹迪希(德)、施佩林(德)、贝德士(美，中文名贝茨)、米尔士(美)、特里默(美)、里格斯、福斯特(美)、克勒格尔(德)、魏特琳(美，中文名华群)、威尔逊(美)、麦卡伦(美，中文名麦克伦)、鲍尔(美，中文名鲍恩典)、海因兹(美)、索恩(美，中文名宋煦伯)、菲奇(美，中文名费吴生)、哈茨(奥)等②。另有丹麦人辛德贝格和德国人京特在南京郊外运作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这些人士在记者们被迫撤离、外交官迟迟未获日军批准返回，南京被日军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与日方直接交涉，拯救中国难民，留下了大量的档案、日记、书信、报告等。 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西方在宁人士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事发当时即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段必将记入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所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加以记录，形成了庞大的证据链。以美国人士而言，除新闻报道外，其记录就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安全区档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在报告、制止日军暴行，救助中国民众的过程中，即时做了大量的记录，这些文字结集为《南京安全区档案(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ty Zone)》，1939年由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编译出版。该书收录69个文件，其中包括安全区委员会与日本使领馆人员，英、美、德等国外交官，伪南京自治委员会等交涉的信件、报告、文书，安全区委员会管理的难民所状况备忘录，并记录了1937年12月15日到1938年2月7日发生在安全区和附近地区的444个日军暴行案例[5]269-388。 2.“耶鲁文献”(Documents and Photographs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非常委员会主席贝德士曾两次因在大屠杀期间为南京市民服务被国民政府授勋[10]743。他保留的文献，现与其他相关文献一起，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笔者统称其为“耶鲁文献”。“耶鲁文献”同时收集了贝德士为中外多家媒体所写的报道，《南京安全区档案》《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的主要或全部内容，传教士和家人及其他人士的书信，福斯特等人所摄照片，以及美国驻南京外交机构和人员的往返电文，美国差会基于传教士报告形成的文件，美国和其他国家人士与日方的来往电文。贝德士战前就中日关系发展趋势做了大量分析，他不仅关注大屠杀发生时的强奸、杀人、抢劫、纵火案例，还秘密调查了日军占领南京后有组织、有系统的贩毒活动，日本对南京的经济独占，中国民众对日军占领的反应，沦陷后的市民生活，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活动等，是一份百科全书式的典藏。 (责任编辑：admin) |